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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松:集功绩与劣迹于一身,穆加贝给津巴布韦留下了怎样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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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松:集功绩与劣迹于一身,穆加贝给津巴布韦留下了怎样的困局?-世界杯买球攻略

王新松:集功绩与劣迹于一身,穆加贝给津巴布韦留下了怎样的困局?
2019-09-20 11:29:20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 王新松
关键词:津巴布韦 点击: 次 我要评论
穆加贝是津巴布韦的国父,统治时间长达37年,在党政体系、意识形态、外交局面等方面发挥了直接作用,而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对津巴布韦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将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穆加贝的继任者姆南加古瓦,在破除当前格局中的顽疾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虽然姆南加古瓦对其新政表现出很大决心,但新政的思维和方法并没有摆脱旧政,抑或无法摆脱。

  津巴布韦的外交困局

  1980年代,津巴布韦和穆加贝一度成为西方的宠儿。这主要是因为穆加贝在建国后推行了和解的种族政策,维护了白人的财产和利益。此外,尽管他拒绝了西方彼时在非洲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是在追求社会正义和平等的意识形态下,他积极推行公共投资政策,包括免除义务教育学费,改善医疗条件和补贴医疗费用。津巴布韦很快成为非洲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民众获得的医疗服务有所改善,婴儿出生死亡率大幅下降,儿童疫苗接种率提高。这些都让西方国家看到非洲发展的希望,穆加贝成为了前宗主国英国的座上宾,西方领导人也纷纷访问津巴布韦。

  然而,高昂的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不断升高的政府雇员支出,伴随着低效和过度管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津巴布韦很快出现了财政赤字,政府的印钞和借贷催生了通货膨胀和债务高企。因此,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津巴布韦不得不向国际金融机构借贷,并接受对方提出的政策条件。如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津巴布韦没能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下改善经济发展,反而陷入更深的困境。同时,国内反对势力的兴起让穆加贝感到威胁,他不得不通过给予经济利益来换取老兵协会、青年团等势力的支持,并最终推行“快车道”土改,争取黑人民众的普遍拥护。土改政策的推行惹怒了西方国家,英美等国纷纷制裁津巴布韦。并且,由于津巴布韦无法偿还此前所欠国际金融机构的债务,自2000年以来,该国无法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获得更多贷款。尽管西方国家仍旧向津巴布韦提供对外援助,但失去了贷款机会的津巴布韦,其国内经济更加难以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穆加贝开启了东向外交政策,积极发展与印度、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关系。这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对津巴布韦的经济潜力表现出积极的兴趣,特别是中国对津巴布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和援助。但总体而言,由于津巴布韦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加之国内治理条件不断恶化,使很多投资者望而却步。外国企业在津巴布韦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产、农业等领域,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生产过程涉及的技术转移程度不高。由于投资不足和外汇管制等因素,津巴布韦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很低,大部分制造业产品仍然需要进口,这反过来增加了生产成本,限制了投资动机。因此,中国、俄罗斯等国虽然愿意在政治立场上支持穆加贝及其政权,但在经济发展上所能做的也较为有限。

  在穆加贝执政后期,其他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仍旧将穆加贝尊为反殖民和反西方的领袖,仍然对津巴布韦遭受的西方制裁感到不满和同情。但同时,对于穆加贝90岁高龄仍不愿放弃权力,残酷镇压反对派,因国内治理不善导致大量津巴布韦人逃至周边国家等现状,他们也逐渐感到不满。据媒体报道,在军方对穆加贝实施软禁期间,穆加贝曾试图联系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包括时任南非总统、南共体主席姆贝基,希望他们能介入并劝阻军方,但没有人愿意“救他”。

  姆南加古瓦的挑战

  从领导独立运动算起,穆加贝叱咤津巴布韦政坛长达半个世纪,为该国留下了复杂的遗产。他为津巴布韦实现黑人的平等权利、推翻白人统治、反对西方强权、取得民族独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执政前期推行的发展政策也为国家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此后的治理不善逐渐将前期的基础破坏殆尽。津巴布韦国民的识字率仍然很高,但多达上百万的人口迫于本国的经济困境,前往南非等国寻找生存机会。多年的经济衰败以及政府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造成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医疗条件落后。津巴布韦曾经因为农业发达被称为南部非洲的“面包篮”,在穆加贝执政后期却需要经常依靠国际粮食援助。从1980年建国到穆加贝下台期间,津巴布韦的人均寿命仅从60岁提高到61岁。当然,包括穆加贝在内的政商精英们寿命会更长,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资源享受国外的先进医疗条件,穆加贝病逝于万里之外的新加坡医院便是最好的例证。

  穆加贝为津巴布韦留下的长期遗产是对政治的影响。民盟一党独大并且缺乏来自党内和议会的监督,政府对反对党和公民社会的打压使得社会弱化而无力监督政府。民盟党内的长期分派阻碍了威权的有效性,而为了保持合法性而扶持政商精英以及推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最终反过来绑架了民盟,使得军队得以干政,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津巴布韦国内的民族主义政策导致其与西方关系交恶,新兴发展中国家虽赞同民盟政权的政治立场,但面对津巴布韦坍塌的经济基础和不稳定的政策环境,除了渴望该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对其他领域的进一步投资持观望态度。

  姆南加古瓦上台后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改革决心,他所开展的新政试图与这些问题展开斗争。然而,因军队干政而上台的姆南加古瓦所面临的执政挑战要比国父穆加贝更大,在清除穆加贝的政治遗产之前,他需要确保自己不被击垮。同时,作为长期依存该体制的一员,姆南加古瓦自身就是穆加贝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刚过完77岁生日的姆南加古瓦,能否破釜沉舟、摆脱旧政,仍是一个未知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原题《穆加贝的政治遗产》

责任编辑:昀舒
王新松:集功绩与劣迹于一身,穆加贝给津巴布韦留下了怎样的困局?

王新松:集功绩与劣迹于一身,穆加贝给津巴布韦留下了怎样的困局?

2019-09-20 11:29:20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 王新松
穆加贝是津巴布韦的国父,统治时间长达37年,在党政体系、意识形态、外交局面等方面发挥了直接作用,而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对津巴布韦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将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穆加贝的继任者姆南加古瓦,在破除当前格局中的顽疾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虽然姆南加古瓦对其新政表现出很大决心,但新政的思维和方法并没有摆脱旧政,抑或无法摆脱。

  津巴布韦前总统罗伯特•穆加贝自1960年代领导黑人民族解放运动,1980年津巴布韦建国,此后他执掌政权37年,2017年迫于军方压力而辞职。2019年9月6日,穆加贝病逝于新加坡鹰阁医院,终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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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加贝总统去世的消息传来,舆论反应莫衷一是。穆加贝生前受到众多非洲领导人的尊敬,被视为争取黑人平等和正义的精神领袖。他去世后,人们为津巴布韦和非洲失去一位“巨人”而惋惜。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称赞穆加贝是一位“自由斗士”和“非洲反殖民主义事业的胜利者”。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称穆加贝“为反抗非正义以及让南部非洲从种族和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即便是津巴布韦反对党领袖查米萨,也感谢穆加贝对民族解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此外,在执政初期,穆加贝对津巴布韦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公共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被看作是他执政的重要遗产。对于穆加贝执政期间最具争议性的一项政策,即2000年所实施的“快车道”土地改革,有人认为是对抗西方和争取正义的胜利。非盟驻美国大使回顾称,津巴布韦能够从白人手中夺回土地并分配给黑人,从而消灭遗留下来的殖民恶行,要归功于穆加贝。

  同时,很多人难以抑制对穆加贝的批判,即便是在他刚刚离世之际。较为宽容的评论者通常在褒扬穆加贝的生前功绩后,转而提及津巴布韦在他执政后半期的经济衰败和政治腐败。在其他人的记忆中,穆加贝似乎只有“劣迹”。一位长期研究津巴布韦政治的南非学者认为,穆加贝的错误可谓“罄竹难书”。常常被穆加贝的批判者提及的还包括发生于1980年代的“古库拉洪迪”行动,期间约2万名支持nkomo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人盟)的恩德贝勒民众遭到屠杀。2000年的土改虽然实现了表面的正义,但津巴布韦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的农业遭遇衰败,以及此后长达20年的西方制裁。从白人手中抢来的优质土地,大多数分给了穆加贝在政商各界的支持者,而非普通黑人民众。其他诟病还包括穆加贝统治期间,津巴布韦腐败丛生,经济危机不断,普通民众遭受贫穷和饥饿,反对党及其支持者受到政府的血腥镇压,执政党对历次选举的操纵等,不一而足。最不留情的评论者写道,“穆加贝死得太晚了”,如果他在1990年代中期离开人世,也许他此前的辉煌会被永远铭记,而津巴布韦人民遭受的磨难也会因此减少。

  对一国政治人物的评价,必然是多元的。历史事件有其复杂性,对具体事件的评价,也必然受到个人立场、所处环境以及政治价值观的影响。也许我们可以暂时跳出对事件和政策本身的评判,简要讨论穆加贝统治对津巴布韦政治格局的影响。穆加贝是津巴布韦的国父,统治时间长达37年,在党政体系、意识形态、外交局面等方面发挥了直接作用,而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对津巴布韦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将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穆加贝的继任者姆南加古瓦,在破除当前格局中的顽疾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虽然姆南加古瓦对其新政表现出很大决心,但新政的思维和方法并没有摆脱旧政,抑或无法摆脱。

  一党独大的民主制

  津巴布韦政治体系具有多党制和定期选举的民主制度特征,但在实际运行中,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党(民盟)可谓一党独大。对穆加贝来说,多党制民主似乎只是个形式,真正重要的是不能动摇民盟的统治权。穆加贝在1980年选举后接受采访时说,“(津巴布韦)已经是一党制了”,但实际上国会100个议席中民盟只占57席,另外43席由其他政党获得。民盟上台后开始打压人盟及其支持者,最终迫使人盟于1987年与民盟合并。自此,民盟再无政治对手,津巴布韦的政治局面形成事实上的一党制。

  1990年代,津巴布韦出现经济衰退,与西方关系逐渐紧张,国内出现反对力量。mdc党成立后获得大量民众支持,对民盟构成威胁。民盟为了保证胜选,在选举中收买选民、恐吓mdc支持者、控制媒体。尽管如此,穆加贝在 2008年大选的首轮投票中还是输给了mdc党领袖茨万吉拉伊,但后者迫于民盟对其支持者的暴力镇压,退出了第二轮投票。后来,在南共体的协调下,穆加贝同意民盟与mdc共同组阁。到2013年大选时,一方面由于民盟继续影响选举操作,另一方面mdc因联合执政,竞选力量有所削弱,民盟最终赢得大选,继续单独执政。在日常政治中,mdc由于在议会中占少数,无法控制民盟政府提出的政策动议。总体而言,议会对总统的制约十分有限,内阁部长不出席议会质询的情况也时有出现。

  民盟的合法性危机

  为了保住民盟一党独大的地位和个人的统治地位,穆加贝需要不断强化他和民盟的执政合法性,这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实现。第一是建立与政商精英之间的庇护关系,以政府资源为筹码,赢得包括军队将领、高级官员、企业主等在内的政商精英的拥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军方的支持。在津巴布韦,利润丰厚的行业如矿产、能源,均由军队及其相关企业控制。该国的进口石油主要从莫桑比克的贝拉港运输,石油输送管线则被一家与军队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垄断使用,可以说军队和该企业对津国内石油的供给起到关键作用。

  此外,民盟的庇护网络里还包括退伍老兵协会、民盟青年团,以及公务员、教师、医生等政府付薪人员。津巴布韦的正式就业劳动力大部分为政府雇员,在每年的政府支出中,90%用于发放工资。普通政府雇员虽然不像高层精英那样接近权力,但他们往往通过工会组织和威胁罢工的手段,达到保护自己利益的目的。在通货膨胀高涨时期,大部分老百姓手中的钱都在贬值,而政府会通过提高工资或补贴,来保护公务员、教师和医生等人群的利益。

  穆加贝与民盟的合法性还受益于对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强化。民盟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既有追求公平正义以及反帝的社会主义色彩,也有出于务实而采取的西方新自由主义。但总体而言,其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的。穆加贝领导民盟及其武装力量,推翻白人殖民统治,建立了黑人政权,这段开国经历赋予了穆加贝和民盟天然的执政合法性,建国后民盟通过不断重述这段历史,促成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以“革命”、“解放”、“反殖民”、“(对黑人的)赋权”等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成为了民盟的重要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反过来强化了穆加贝和民盟的认知,即民盟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执政党,穆加贝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统治者。因此,在大选期间,军方曾表态,即便mdc赢得选举,也不会支持他们执政,因为天下是民盟打下来的。穆加贝在2008年大选期间口出豪言,“我们永远不会允许mdc统治国家——永远不会……只有上帝能让我下台”。

  庇护网络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维持了穆加贝和民盟的统治,但同时也绑架了穆加贝。他不得不放任政商精英掌控国家资源,政府和司法机关的专业人员逐渐由亲信和拥趸替代,随之而来的是治理的低效运转,无效的经济政策,腐败丛生,等等。受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理性的经济政策失去生存空间。如2008年出台的《本土化和经济许可法案》,要求外资企业向津巴布韦公民出让股份,使后者持股不少于51%。这项政策遭到国内反对党和外国企业的极力反对,严重打击了外资对津巴布韦的投资信心。

  津巴布韦政府也曾试图开展有限的改革,恢复理性治理,但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改革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当以军方为首的利益集团,意识到穆加贝无法继续保护自己的利益时,取而代之也可以成为选项。

  就党内继承人的问题,穆加贝一直不明确表态,他一方面坚称自己可以统治到100岁,但另一方面年龄问题难以回避,特别是他野心勃勃的妻子格蕾丝,希望他早日解决继承人的问题,以便他百年之后,家族的政治利益仍可延续。穆加贝最终做出了选择。根据他2018年9月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讲话,他在2017年就已经属意当时的国防部长sydney sekeramayi接替自己在党内的位置。这显然与外界的期待大相径庭,因为副总统姆南加古瓦一直以来被舆论普遍猜测为继承人选,特别是公众认为他得到了军方支持。军方不认为格蕾丝领导的g40派别或是sekeramayi能够维护该方的自身利益。面对军方的疑虑,穆加贝表态强硬,“枪不能指挥政治,政治要指挥枪,这是原则。”显然,此时的他已经错估了形势。2017年11月6日,穆加贝草率地免除了姆南加古瓦的副总统职位。此后不久,军方就对穆加贝采取了行动,最终迫使他辞职。

  讽刺的是,穆加贝一向以“革命”和“解放”的历史,作为他执政的合法性根基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来源,然而军方恰恰是以“革命”的名义,把他赶下台。“为了保护革命(遗产),军方不会坐视不管(党内纷争)”,国防部队司令奇温加在11月13日对媒体说。一天后,军方发动了“恢复遗产行动”(operation restore legacy)。

  津巴布韦的外交困局

  1980年代,津巴布韦和穆加贝一度成为西方的宠儿。这主要是因为穆加贝在建国后推行了和解的种族政策,维护了白人的财产和利益。此外,尽管他拒绝了西方彼时在非洲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是在追求社会正义和平等的意识形态下,他积极推行公共投资政策,包括免除义务教育学费,改善医疗条件和补贴医疗费用。津巴布韦很快成为非洲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民众获得的医疗服务有所改善,婴儿出生死亡率大幅下降,儿童疫苗接种率提高。这些都让西方国家看到非洲发展的希望,穆加贝成为了前宗主国英国的座上宾,西方领导人也纷纷访问津巴布韦。

  然而,高昂的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不断升高的政府雇员支出,伴随着低效和过度管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津巴布韦很快出现了财政赤字,政府的印钞和借贷催生了通货膨胀和债务高企。因此,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津巴布韦不得不向国际金融机构借贷,并接受对方提出的政策条件。如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津巴布韦没能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下改善经济发展,反而陷入更深的困境。同时,国内反对势力的兴起让穆加贝感到威胁,他不得不通过给予经济利益来换取老兵协会、青年团等势力的支持,并最终推行“快车道”土改,争取黑人民众的普遍拥护。土改政策的推行惹怒了西方国家,英美等国纷纷制裁津巴布韦。并且,由于津巴布韦无法偿还此前所欠国际金融机构的债务,自2000年以来,该国无法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获得更多贷款。尽管西方国家仍旧向津巴布韦提供对外援助,但失去了贷款机会的津巴布韦,其国内经济更加难以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穆加贝开启了东向外交政策,积极发展与印度、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关系。这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对津巴布韦的经济潜力表现出积极的兴趣,特别是中国对津巴布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和援助。但总体而言,由于津巴布韦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加之国内治理条件不断恶化,使很多投资者望而却步。外国企业在津巴布韦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产、农业等领域,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生产过程涉及的技术转移程度不高。由于投资不足和外汇管制等因素,津巴布韦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很低,大部分制造业产品仍然需要进口,这反过来增加了生产成本,限制了投资动机。因此,中国、俄罗斯等国虽然愿意在政治立场上支持穆加贝及其政权,但在经济发展上所能做的也较为有限。

  在穆加贝执政后期,其他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仍旧将穆加贝尊为反殖民和反西方的领袖,仍然对津巴布韦遭受的西方制裁感到不满和同情。但同时,对于穆加贝90岁高龄仍不愿放弃权力,残酷镇压反对派,因国内治理不善导致大量津巴布韦人逃至周边国家等现状,他们也逐渐感到不满。据媒体报道,在军方对穆加贝实施软禁期间,穆加贝曾试图联系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包括时任南非总统、南共体主席姆贝基,希望他们能介入并劝阻军方,但没有人愿意“救他”。

  姆南加古瓦的挑战

  从领导独立运动算起,穆加贝叱咤津巴布韦政坛长达半个世纪,为该国留下了复杂的遗产。他为津巴布韦实现黑人的平等权利、推翻白人统治、反对西方强权、取得民族独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执政前期推行的发展政策也为国家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此后的治理不善逐渐将前期的基础破坏殆尽。津巴布韦国民的识字率仍然很高,但多达上百万的人口迫于本国的经济困境,前往南非等国寻找生存机会。多年的经济衰败以及政府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造成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医疗条件落后。津巴布韦曾经因为农业发达被称为南部非洲的“面包篮”,在穆加贝执政后期却需要经常依靠国际粮食援助。从1980年建国到穆加贝下台期间,津巴布韦的人均寿命仅从60岁提高到61岁。当然,包括穆加贝在内的政商精英们寿命会更长,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资源享受国外的先进医疗条件,穆加贝病逝于万里之外的新加坡医院便是最好的例证。

  穆加贝为津巴布韦留下的长期遗产是对政治的影响。民盟一党独大并且缺乏来自党内和议会的监督,政府对反对党和公民社会的打压使得社会弱化而无力监督政府。民盟党内的长期分派阻碍了威权的有效性,而为了保持合法性而扶持政商精英以及推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最终反过来绑架了民盟,使得军队得以干政,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津巴布韦国内的民族主义政策导致其与西方关系交恶,新兴发展中国家虽赞同民盟政权的政治立场,但面对津巴布韦坍塌的经济基础和不稳定的政策环境,除了渴望该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对其他领域的进一步投资持观望态度。

  姆南加古瓦上台后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改革决心,他所开展的新政试图与这些问题展开斗争。然而,因军队干政而上台的姆南加古瓦所面临的执政挑战要比国父穆加贝更大,在清除穆加贝的政治遗产之前,他需要确保自己不被击垮。同时,作为长期依存该体制的一员,姆南加古瓦自身就是穆加贝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刚过完77岁生日的姆南加古瓦,能否破釜沉舟、摆脱旧政,仍是一个未知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原题《穆加贝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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