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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渝:揭秘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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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渝:揭秘三星堆-世界杯买球攻略

段渝:揭秘三星堆
2021-08-11 15:14:17
来源:钝角网 作者: 段渝
关键词:世界历史 文明 点击: 次 我要评论
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文明已通过海路与南亚文明有了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关系,意味着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内陆盆地,迎接了来自印度洋文明因素的碰撞。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条海贝之路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

   (本文为6月18日“共识国际讲坛”段渝老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段老师是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各位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揭密三星堆”。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谈一谈:第一方面是谈一谈三星堆的政体的问题——神权政治文明。第二个方面谈谈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我们知道成都市金沙遗址是一个很重大的考古发现,三星堆和金沙什么关系呢?今天我想谈一谈。第三个方面谈三星堆和夏商周的关系。最后也是第四个方面,是谈一谈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

  序:三星堆的发现

  在1986年的时候,四川广汉三星堆传出了重大考古新发现的信息,在三星堆的地方发现了玉器、黄金器物以及大量的海贝和象牙。这一下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振动,同时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轰动。当时我们四川的一个老将军张爱萍先生写了一幅对联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2019年到2021年5月,四川省开展了古蜀文明保护发掘的新一轮的研究,开展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在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里发现了大量的珍宝,迄今已提取出青铜器、象牙、玉器、金器等500多件,其他文物残片2000多件。目前这个发掘还在进行,新一轮考古发现的很多器物目前还不可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还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分析以后形成报告,我们再来进行自己的研究。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三星堆考古时,不对新发现的一些东西进行深入讨论。

  在新发现里,除了一些新器物的形制以外,最重要的是首次发现了丝蛋白和丝绸的残余物。这样,三星堆再次引起轰动,可谓“时隔卅五年,再醒惊天下”。

 一、三星堆文化:神权政体与文明

  我们就来谈三星堆文化——神权政体的文明。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的考古发掘发现的是考古的遗迹、遗存和遗物,这些遗迹、遗物、遗存自己是不能说话的,它是物质形态的东西,所以要通过我们来解析。而解析的话,就要探讨这些物质文化背后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对于三星堆的解释就是深入研究它的内涵。

  我们知道三星堆是古蜀文明的形成时期。古蜀文明的形成时期是从夏商之际到商周之际,也就是距今有4000年到3000年左右;从夏代到商代、商代晚期到西周的早期,这是古蜀文明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在成都平原中部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古蜀文明,诞生了灿烂的三星堆青铜文明,从历史上说就是古蜀鱼凫王朝的建立。古蜀有好几个王朝,按照历史文献记载,分别是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古蜀鱼凫是第三个王朝,从这个王朝开始,古蜀开始了文明时代。

  (一)三星堆文化的特质

  我们来看看三星堆文化的特质,三星堆文明是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创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比中原夏王朝稍晚;它的终结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就是相当于中原西周王朝的初期。三星堆古蜀文明雄踞中国西南,连续发展达1000年之久,这种情况对一个文明古国或者一个古王朝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不多见的。

  1.我们来谈一谈金杖与雕像——神权政体的物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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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个图(图1),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这是1986年8月出土的。这个金杖的杖身上端有三组人、鱼、鸟的图案。按照专家们的分析,这个金杖既是国王的权杖又是巫师的神杖,它是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也就是说它的王权和神权是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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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家看一看这个金杖上的图案(图2),很有意思,最下边是一个人头,代表王,向上是鸟和鱼。所以有的学者解释,这正好是鱼凫王,正好就是我们三星堆的鱼凫王朝。

  金杖它是用纯金皮来包卷的,而黄金自古被视为稀世珍宝,它的价值远在青铜和玉石之上。使用黄金制成权杖,又表现出对社会财富的占有,于是它又象征着经济上的垄断权力。所以说,三星堆的金杖它有着多种特权复合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这三种特权的同时具备,集中赋予一杖,就象征着蜀王所居的最高的统治地位。这就意味着夏商时代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权政体,而夏商时代的古蜀文明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权文明。

  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了数百件青铜人物雕像,包括有人头像、人面像,还有兽面像,以及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的雕像,还有黄金面罩、青铜神树等。这些雕像放在神庙里面五光十色、光怪陆离,构筑成一个阴森、威严、凝重、恐怖而又庄严肃穆的巨大青铜空间。这个青铜空间它处处充溢着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秘王国的气氛。这正是神权政治中心的典型形式之一,它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各种重型物质的复杂组合形式及其必然对人产生的巨大精神压力,来显示王权和神权那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和统治力量。

  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内各地都有很多庙宇。我们一进庙门,它的大殿里左右都有力士——很高的大力士。它的作用就是产生一种威严感,让你进去感觉自己很渺小,从而产生一种敬畏的感觉。三星堆青铜雕像的功用,情况是类似。

  2.青铜神树——天地之中的神权结构

  三星堆出土了六棵青铜神树,目前已经复原了三棵,在博物馆可以看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树座呈圆形;有的树座上还铸有武士形象的铜人雕像,背朝树干,面向外下跪,俨然一幅虔诚的神树守卫者的形象。最近复原的三号神树,它的果实的柄部还包卷着金箔,这是标准的金枝。这些神树就是供奉在“天地之中”、供众帝“上天还下”的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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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这个神树是供巫师上天还下、传达神意的一个交通工具。这是三星堆的青铜大神树的样子(图3)。三星堆古城是蜀王的都城,是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中心的所在,所以在《山海经》里它被称为“天地之中”。而青铜神树就是三星堆神权政治领袖往来于天人之际传达神意的天梯。神树上的飞龙就是古蜀王的登天工具。这是非常巧妙的,也非常奇妙。

  在古蜀人的诸神当中,只有众帝能够“上天还下”,上了天还能下来,高于群神之上。帝和群神的关系,犹如众星拱月,是主神和群神的统率关系。这种关系带有“神统”的结构特点,这种结构特点正是人世间“君统”结构的反映。“神统”和“君统”两相结合,就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

  这个神统,恰好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里面青铜大立人与其他雕像所形成的主从结构特点相一致,这正是宗教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大家可以想一想,在神庙里面,青铜大立人高高在上,四周围绕着青铜的人铜像、小立人还有神兽等,这样一种结构正是神统和君统相结合的结构。

  3.青铜雕像群:神权的功能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批各式青铜人物雕像,它们的衣服的样式、帽子的样式还有头发的样式都不一样,这就显示了不同族类、不同民族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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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图4),冠冕都是不一样的。你再看看这个图(图5),不同的衣、冠、发式:有平顶的冠,还有圆头的;我们看下边,左边是头发卷在头上,右边这个冠是高冠的意思——这种冠我们一般是看不到的。不同的衣、冠、发式,显示了不同族类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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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看这个(图6),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部分青铜雕像。最左边这个是鸟身人面像;第二个是大立人,大立人戴的高冠是一种花冠;最右边的神是头顶着青铜樽;右边第二个是戴的象首冠——就是说这个帽子不是一般的帽子,是模仿大象,它有朝上卷的鼻子,还有眼睛,仔细看很像一头象,所以我们叫它象首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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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展示出来的图景是什么呢?它是以作为古蜀群巫之长的青铜大立人为中心,以作为西南各族首领的青铜人头像为外围,所形成的有中心、分层次的人物像群,用来象征古蜀王国以宗教掩盖政治、以文化代替暴力、使控制合法化的现实状况。这就显示出三星堆神权在跨地域政治社会中的强大统治。

  (二)独步天下的科技与艺术:三星堆文明的创造

  我们再来谈谈三星堆文明独步天下的科技与艺术。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黄金制品和大型青铜雕像群都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稀世之宝,不论在科学还是在艺术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同时它还展示了三星堆文化与欧亚古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深刻内涵。

  技术文明、艺术文明、中外古文明交流互鉴,是三星堆文化的三面旗帜。

  1.我们谈一谈独创的青铜技术文明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冶金术凸显它独创的技术文明,这个技术文明在若干方面走在当时中国冶金工业的先进行列。比如说它在商代的时候,若干方面是走在全国冶金工业的前列。三星堆的青铜器是铜锡类和铜锡铅类青铜器,这个青铜器里边多数含有微量的磷元素,这很重要。添加微量元素,说明蜀人在掌握青铜合金的脱氧技术方面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

  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相比较,古蜀文明的青铜器在制作技术上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商代的古蜀大量运用先铸法。先铸法也就是说在铸造的时候,先铸它的主体部分,再把其他的部分来合铸。而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分铸法是以榫卯式后铸法为主流,到春秋时期才转变为以先铸法为主。

  第二,商代的古蜀已熟练地掌握了铜焊技术,较之中原诸夏和东方江淮流域诸民族是早达数百年。

  第三,古蜀文明青铜器表面处理的一大工艺特点是表面二次镀锡和加速镀锡表面氧化的十分复杂的技术和工艺。这种技术工艺不仅不见于同一时期的中原的文化,而且其中一些复杂的工艺即令现代科学还没有揭示它的奥秘,这就充分显示了古蜀高度发达的冶金工艺和技术。

  2.来谈谈独特的青铜雕像艺术文明。

  这一点就不用再说,大家都很清楚。三星堆的大型的青铜雕像群,其奇特的造型、瑰丽的艺术、丰富的想像力,无论在古蜀还是商文化考古中都是前所未见、绝无仅有的。它以雄浑壮观、博大精深和精美绝伦,全面显示出三星堆青铜艺术文明的辉煌成就。它那些非常复杂的工艺,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

  (三)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

  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我们这里先谈一部分,待会儿还要仔细谈。三星堆青铜雕像、金面罩和金杖,以及大批海贝和象牙,它们的文化来源,我们认为,它们和近东古文明、印度古文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几个文明的此类器物功能相同、风格一致,交流线路明显,确切地证实三星堆是中国最早的世界文明窗口之一。

  在三星堆的一、二号坑出土了四千多枚海贝,在新一轮的考古发现中又出土了相当多的海贝。这些海贝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白色的齿贝,就是中间有牙齿一样形状的这样一种海贝。这种海贝主要产于印度洋的深海水域,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产于南海;主要是从印度洋地区引入的。印度洋地区自古富产齿贝,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居民在交易的时候,一般是用齿贝来做货币。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齿贝,大多数贝壳背部是磨平的,磨平的就形成一个个穿孔;大量的海贝放在一块,用牛皮把它串系起来作为一串一串的货币来进行交易。这种用贝壳来作为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等价物的情形,同南亚次大陆和商、周没什么两样——在南亚次大陆和在我们中原商代和周代的时候,也是要用这种贝币的功能。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在夏商周的时候货币是不统一的,有贝壳的,有铜的,还有黄金的,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统一度量衡,只用铜币,废除了金、银、贝和其他东西。秦始皇以后,我们才开始公用铜币;在以前贝壳是作为货币使用的。三星堆的这些贝壳大量地来源于印度洋,而中原商文化的贝壳大量地来源于中国南海等地,二者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印度洋的海贝,我们从云南算起,在云南的大理、禄丰、昆明、晋宁、楚雄、曲靖,一直到四川的成都、广汉、凉山,还有黔江上游的茂县等地,都有发现。而四川、云南,都是内陆盆地、内陆地区,这些地区没有一处靠近海,不可能产有海贝。这些海贝都是从印度洋地区引入的。如果我们在地图上把这些出土海贝的地点连接起来,恰巧就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陆上交通线——蜀身(juān)毒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大家还注意一下,这个蜀身毒道,古音是蜀身(juān)毒道,身(juān)毒,不能读身(shēn)毒。

  不过呢,虽然从云南到四川有这么一条线路都发现了大量的海贝,但是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却并不是由云南各地转递而来的。我们通观在川滇蜀身毒道上出土海贝的年代,除了三星堆以外,最早的也仅为春秋时期。也就是说,云南各地发现的海贝大多数是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而三星堆的海贝它的年代在商代的晚期。大家可以知道,在三星堆发现的海贝差不多要早于在云南的海贝上千年,所以不难知道,三星堆的海贝,应该是古蜀人直接与印度洋地区交流的结果,不是从云南转递而来的。

  这说明什么呢?这表明,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文明已通过海路与南亚文明有了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关系,意味着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内陆盆地,迎接了来自印度洋文明因素的碰撞。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条海贝之路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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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这个图片(图7),是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象牙堆这么一个情况。

  三星堆的象牙和金沙遗址的象牙不一样的地方是,三星堆祭祀坑里出土的象牙全部都经过焚烧,而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没有一根经过焚烧;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我们再来看看象牙。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里,出土了13支象牙;在二号祭祀坑,出土了60余支象牙。这些象牙纵横交错地覆盖在坑内最上层。在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中,6个坑里,至少4个坑发现了大量的象牙;这些象牙到底多少根,现在还没有计数,不过也相当多。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的重量超过了1吨,以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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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制品中最具权威性、高大无双的二号坑的青铜大立人,也就是古蜀神权政体的最高统治者,这个蜀王的形象。大家仔细看它(图8)的座:它立足的青铜祭坛,也是它的基座,是用四个大象头形象勾连而成的。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座,有原始的象鼻、眼睛、耳朵,也就是象头;四个象头支撑起整个青铜大立人。

  我刚才已经说过,在二号坑出土的一件戴兽冠人物像,所戴的兽冠就是象首冠。它(图9)的冠顶,帽子的顶部两侧有两只斜立的大耳,而帽子中间、正中是一只直立而前卷的象鼻,这很清楚了。象鼻往上前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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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文献记载。在《史记·大宛列传》里记载,张骞在出西域以后,他报告说:在昆明以西(这个昆明不是我们现在云南的昆明,是现在的大理、洱海一带)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就是说在大理以西一千余里,有个国家叫滇越。滇越就是印度古代史上的迦摩缕波国。这个迦摩缕波国是在现在东印度的阿萨姆邦,紧靠着我们中国。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10,有一篇叫做《迦摩缕波国》,这篇说“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它很广大,有方圆万余里的面积;这个国家的东南,“野象群暴”,所以这个迦摩缕波国拥有象军,用象作为军队的坐骑。《史记·大宛列传》还说:“身毒……其人民乘象以战”,就是说把象作为战马。《后汉书》也这么说:“天竺国,一名身毒……其国临大水,乘象以战”,这个地方出象、犀。这个“大水”就是现在的印度河。我说明一下,印度河不在现在的印度国家里,它是在现在的巴基斯坦里,印度河是古代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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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这个图(图10),这个图是在东印度阿萨姆的野象。

  《史记》和《后汉书》这些文献所说的“大水”就是印度河,正是辉煌的印度河文明的兴起之地。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古国,其中一个就是印度文明。印度文明是指印度河文明,不是指现在的印度。在“二战”以后,印巴分治以后,才有现在印度这个国家,以前所说的印度主要是个地理概念,不是国家的概念。印度河文明它主要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西北。在考古发掘里,由英国人发掘的印度河文明著名的摩亨佐·达罗遗址里,发现了象牙加工工业的繁荣景象,还出土不少有待加工的象牙。我们以这个情况再联系东印度盛产大象的情况,还有三星堆祭祀坑内成千枚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海贝,这可以说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象牙,有可能是从印度地区引进的,而其间的交流媒介是什么呢?就是与象牙一同埋藏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量的贝币。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讨论,也有的专家说三星堆的象牙可能就是成都平原本地所出产的,因为成都平原在三四千年以前很可能有大象的存在。这两种观点目前还在讨论之中。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等,它们的文化形式和风格在古蜀地区以及殷商时期的全中国范围内,都找不到这类文化形式及其渊源。金杖、金面罩、青铜雕像,这些文化形式在我们中国除了古蜀以外,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文化,也找不到这种文化的来源。考古学上,至少有三个证据所构成的文化丛,可以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渊源于古代近东文明。这三个证据,就是青铜人物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

  我们知道青铜雕像、权杖、金面罩这样一些文化因素是发源于近东文明。从相关文化因素的起源和发展上看,近东文明这些文化因素集结相继出现在其他文明当中,而具有传播学上的意义,这一点早为国际考古界和文化史学界所公认。

  在青铜雕像人物面部的形态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中除开那些西南夷的形象以外,他们的高鼻、深目等面部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类人物,阔眉、杏叶大眼,颧骨低平,高鼻梁,挺直的鼻尖,大嘴两角下勾。这些面部特征,和祭祀坑里同出的各式西南夷的形象以及中原、长江中下游商周之际的各种人面像明显不同,也与成都指挥街发现的华南人扁宽鼻型的人头骨不同。如此风格的人物面部形态造型,应该来源于外域文化。

  从艺术风格上看,三星堆青铜器人物雕像群的面部神态几乎雷同,庄严肃穆,缺乏动感和变化。尤其是双眉入鬓,眼睛大睁,在整个面部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这样一种形态同西亚雕像艺术的风格十分接近。

  而眼睛的处理多在脸孔平面上铸成较浅的浮雕,以突出的双眉和下眼眶来表现其深目,这也是西亚雕像常见的艺术手法。对于人物雕像的现实主义和对神祗雕像的夸张表现,也同西亚近东早、中期的艺术特点有相近之处。而对于神树的崇拜,则反映了这种文化形式从近东向南连续分布的情况。

  在功能体系上看,不论西亚、埃及还是爱琴文明中的青铜雕像群,大多数出于神庙和王陵,普遍属于礼器,起着祭祀和纪念的作用。三星堆雕像群也出土于祭祀坑内,无一不是礼器,无一不具有宗教礼仪功能。它们与近东雕像的意义完全相同,如出一辙,而与中原所出雕像主要用作装饰的情况相去甚远。我们知道中原地区也出土一些雕像,但是它们不是作为崇拜之物来制作的,而是主要用作装饰。至于用金杖代表国家权力、宗教权力和经济特权,就更与中原用“九鼎”来代表这些权力的传统有着明显差异,而与近东文明却完全一致。

  我们知道,中国的中原地区,夏商周的国家权力的象征是九鼎。文献里面说大禹做了九鼎,用九鼎来向天下九州征税。九鼎是最高的国家权力的象征,这种象征由夏商周一代传到一代。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有一个“问鼎中原”的说法,“问鼎中原”就是想要取代中原的政权,所以鼎是中原文明的象征、国家权力的象征。而三星堆到现在为止几十年的发掘,从来没有发现过鼎,一件鼎都没有——无论是青铜的鼎还是陶制的鼎,或者其他形制的鼎,都没有,完全没有鼎。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三星堆古蜀文明和中原文明的权力象征系统是不一样的,三星堆是用金杖来代表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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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11)是三星堆出土的人物,我们可以看他们不同的样饰、他们的面部表情,眼睛大睁,鼻梁高挺,高鼻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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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12)是在近东地区发现的雕像,左边这个是在伊拉克发现的雕像,右边这个是在叙利亚发现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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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13)是我们的黄金面罩,左边是三星堆的,右边是金沙出土的黄金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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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14)三幅图,上面是埃及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卡蒙的一个雕像,他这个木乃伊戴着完全是用黄金打造的面具还有冠,下面左边这是在克里特文明和米诺斯文明的爱琴海文明里发现的黄金面罩,右边这个是波斯的黄金面罩。

  三星堆的青铜雕像、金杖和金面罩等文化形式在商代中国的其他任何文化区都绝无发现,却同上述古代文明,也就是古代的近东文明还有希腊文明、埃及文明这些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很清楚地看出它们的传播的持续,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通过古代印度地区和中亚的途径,从古代的蜀身毒道,经过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采借吸收了西亚近东文明的类似文化因素,而由古代蜀人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创新而成。它们反映了商代中国西南与南亚、中亚和西亚古代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就是一种观念和文化形式的传播。

 二、三星堆与金沙:古蜀文明双城记

  (一)三星堆城市的形成

  我们下面来看看三星堆城市的形成。在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商代早期蜀国修建的巨大的城墙,从而确认了三星堆遗址是蜀国早期都城的废墟。在三星堆古遗址周围1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十多处密集的古遗址群,文化面貌与三星堆相同。这些古遗址群,毫无疑问是古蜀都城直接统治下的广大乡村。这正是古代城乡连续体业已形成的最显著实例。

  三星堆古蜀都城,首先就是作为这些乡村的对立物,从中生长、发展起来,并且对之实施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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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三星堆古城的平面示意图(图15),我们可以看出西城墙、南城墙、东城墙,还有祭祀区。我们可以从功能的角度看,目前发现三星堆有这么几个功能分区:祭祀区、居民生活区、宫殿区、作坊区,然后墓葬区是在西城墙外。北面是鸭子河,而马牧河从这个城市的西南面流入,然后往北,再然后又往东南流过了古城。

  在三星堆古城的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台地,在这几个地方文化堆积颇为丰富。1929年发现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发掘的两个大型祭祀坑,以及我们最近发现的6个祭祀坑,都处在这一中轴线上,说明这一区域是三星堆蜀国都城的宫殿区。

  三星堆蜀王都城规模庞大,聚集了大量人口。根据有关专家按照古代文献记载的人口密度指数来估算,三星堆的蜀古城的面积有3.6平方公里,约有22698户,这是估算出的数,不可能这么精确,也就是说有2万多户。如果以每户5口来计算,约有11万多人,当然这都是大约数。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它在当时确实是大城市了。

  三星堆的蜀都(蜀王的都城)是以中轴线为核心加以规划来开展布局的。几个重要遗址,比如说宫殿区和作坊区都分别位于中轴线的不同区段上。中轴线的东西两侧,东西城墙以内,分布有密集的文化遗存。中轴线南端,也就是南城墙的内外,也发现密集的文化遗存。其中有些是生活区,揭露出大片的房舍遗迹;有些是生产区,发现陶窑、石壁成品半成品、大量生产工具;遗址内还发现用于铸造青铜器的陶坩埚和铸造青铜器所遗留的泥芯,这表明有大型的铸铜作坊,这个铸铜作坊成为下一步三星堆考古发掘的重要的对象。

  加上3.6平方公里的城圈,具有宗教功能的雄伟的城墙,还有南城墙内的大型祭祀坑,这一切都使三星堆古城在总体规划和具体布局上显示出王都的气象。

  宫殿区、宗教圣区、生活区、生产区、墓葬区,这就构成了商代三星堆蜀国都城平面规划的五个基本要素。在三星堆古城的西城墙外,分布有墓葬区,但是鱼凫王王族以及统治者显贵们的大型墓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也是今后三星堆考古的目标方向之一。

  (二)成都城市的形成

  我们再来谈谈成都城市。古蜀王国城市文明的曙光不仅从三星堆跃然升起,而且还从早期成都的地面上迸射而出。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早期的成都,是一座稍稍晚于三星堆蜀王之都的起源形成但却与它同步繁荣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早期城市。三星堆和金沙的关系不是一前一后的关系,它们有一个重叠的发展时期,也就是说金沙遗址的形成比三星堆稍晚一点,但是它和三星堆的晚期是同时发展的。

  1985-1986年在成都十二桥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大型木结构建筑,总面积达15000平方米以上。在其中发现了类似于宫殿建筑庑廊部分的遗迹。在主体建筑周围还发现了小型的干栏式的建筑遗迹,它是大型木结构宫殿的附属建筑群。大型主体建筑与小型附属建筑相互连结,错落有致,浑然一体,形成规模庞大的建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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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16)是成都十二桥商代木结构建筑遗迹。可以看出,这个遗迹全是用原木做成的房屋,经过大水。它的毁灭是由于洪水,洪水把它冲毁;建筑材料倒塌的方向完全一致,发现了淤泥层,可见它是被洪水冲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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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清理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高10米以上,面积有1万多平方米,用土总量在7万立方米以上。在一望无际的成都平原,这座土台显得倍加巍峨高大。羊子山土台,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结构图(图17)。你看土台的位置(左图)。这(右图)是土台复原图,有三级四方形的土台。羊子山土台的方向,测定为北偏西55°,而三星堆遗址2个祭祀坑的方向,以及现在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方向,也就是说三星堆的8个祭祀坑的方向,同样也都是北偏西55°。非常巧妙。羊子山土台的三级四方,与三星堆二号坑所出的青铜大立人的三层四方形基座也相似,所以羊子山土台应该就是成都城市的礼仪中心所在。

  羊子山土台的年代是商代晚期,所以它和三星堆的晚期是同时的,它应该是金沙为主体的早期成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2001年发现的金沙遗址,在商周文化层内出土大量青铜器、黄金器物和玉器。从平面分布来观察,金沙遗址的总面积达5平方公里,包括金沙村、黄忠村、龙咀村、红色村、郎家村等自然村。在金沙遗址的东南面的成都市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发现和发掘了抚琴小区、方池街、君平街、指挥街、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等十几处商周遗址,绵延达到十数公里。在这些遗址的年代关系上,成都各遗址的早中晚各期,不同遗址的同一期在年代上基本一致,是同步发展的。这种同一时期的共存关系表明,各个遗址是同步演进的,具有明显的空间连续性和时间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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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18)是金沙遗址祭祀区的一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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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19)是金沙遗址三和花园的大型建筑、大型房屋的基址。从布局和级别上看,金沙遗址显然是这一大片相互连接、绵亘数公里的大型遗址群的中心遗址。无论其出土器物的级别层次还是建筑规模和主从配置上,都远远超乎其他遗址之上,因此金沙毫无疑问处于成都市各遗址的首脑和中心的地位。

  而在金沙遗址这一大型遗址群的北面,我们刚才说了有高大巍峨的羊子山大型土台建筑。羊子山大型土台建筑和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这样的大型建筑群遥遥相望。这一格局,恰好是作为一座早期城市最明显的标志,无论它的规模还是布局,显然是任何一个史前村落都无法比拟的,所以商代的成都是一座当之无愧的早期城市。

  (三)成都作为都城的开始

  看看成都作为都城的开始。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蜀都,大约在西周初期逐步地废弃。我们刚才说到三星堆的时候蜀王是鱼凫王,到西周时期古蜀是杜宇王朝。西周时期,杜宇王朝在成都建了它的都城;西周晚期都城转移到现在的郫都区,“治汶山下邑曰郫”(郫就是现在的成都市郫都区),“或治瞿上”(瞿上今在双流县),建立它的别都。郫是它的王都;瞿上这个都城是别都、另外一座都城,有它的行宫。实行两都制,已是早期的双城记。

  西周时期的成都,由于十二桥文化和金沙遗址的发现,证明它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

  作为蜀王杜宇的都城,成都自商末周初以来一直在持续发展,没有衰败。春秋前期,另外一代蜀王开明王取代杜宇为蜀王以后,定都郫。到春秋晚期,开明五世(第五位开明王)迁都成都,进一步推动了成都经济文化的进步。从那个时候开始,成都作为全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形成了稳定的格局,再也没有发生变动。所以我们说,成都它的名称和都城一直没变化过,持续了有三千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

  (四)古蜀文明的早期城市体系

  来谈谈古蜀文明的早期城市体系。三星堆和成都,一南一北,相距不过40公里,这构成了成都平原古蜀文明双城记及它的早期城市体系。广汉三星堆古城的形成过程和成都是不一样的,三星堆古城的形成过程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神权政治中心的性质,以神权政体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在三星堆城市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的聚合作用。

  早期成都的功能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神权而是工商业,是一座早期的工商业城市,和具有王都气象的三星堆古城不一样。成都是古代的自由都市,它的聚合形成,即与工商业有关。所以,我们成都有悠久的经商的传统,从商代就开始这样。

  商代成都作为工商业城市,它与三星堆蜀王的都城共同构成了蜀国的早期城市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三星堆王都是首位城市,居于中心的、支配的地位,发挥着神权政体中心的功能。成都是次级城市,居于从属的地位,主要发挥工商业的功能。

  一般说来,城市体系的形成,属于比较晚近的现象,它主要导源于工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尤其是功能体系分区建立的城市体系,不仅为商代中原所不见,而且在世界文明初期的城市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种状况正好反映了古蜀工商业经济兴盛发达的情况。

  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古蜀文明与夏商周文明

  我们现在再谈一谈古蜀文明与夏商周文明的关系。大家所熟知的李白的《蜀道难》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其实不过是诗人的夸张和渲染之辞。实际上,古蜀与中原不仅有数条道路可通,而且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

  从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的陶器包含有夏文化的礼器陶盉等。我们在三星堆的博物馆可以看到陶盉,它是用来盛水的。三星堆的陶盉和夏文化的陶盉,两者细部的极其相似,说明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的夏文化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三星堆陶盉从三星堆第二期到第四期一直存在,而且在发展演变,说明了这种联系的必然性和深刻内容。

  (一)古蜀青铜文化与商文明

  殷商文明,就是龙的传人。殷商时期,蜀与商王朝的关系多见于殷墟甲骨文,在甲骨文里记载了蜀和商的关系,考古资料也有不少根据可以来佐证。尽管三星堆的青铜文化自成一系,具有自己的独立的系统和鲜明的个性和特征,但三星堆的青铜文化里不仅可以见到殷商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其中许多礼器本身就是直接从商代的青铜器仿制的。比如说三星堆的青铜尊、青铜罍,以及青铜大面像的鼻、额之间的夔龙形状,以及神树上的龙等,它们都是商周青铜器常见的纹饰,而这个纹饰被古蜀所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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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这个龙(图20里)。这条龙的形象,也是一个神兽的形象。

  商王朝的重器是青铜器,它的铜料很多是来源于云南,当然也有很多部分是来源于长江中游。商王朝为了获得云南的铜,除了与蜀发生和、战的关系以外,还发展了资源贸易关系。不论是商还是蜀,都有比较发达的贸易系统,而共同的贸易中介物是海贝,也是贝币。这种贝币在商和蜀都有大量发现,就是我开头讲到的背部磨平穿孔以便串系的贝。贝为商、蜀之间的铜矿资源贸易提供了双方通用的等价商品,使双边贸易成为可能。

  在甲骨文里有“至蜀”、“在蜀”的卜辞,也许就和铜矿贸易有关。因为什么呢?因为商要到云南获取铜,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要通过蜀地,所以商王朝为了获取云南的铜就必然要和蜀发生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商和蜀之间有和平与战争的关系,同时为了获取云南的铜就要和蜀发生交易关系。

  从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来看,这主要体现在礼器上而不是兵器上。也就是说,三星堆的青铜器上能够体现商文化特点的不是它的兵器而是它的礼器——礼器上面的各种纹饰。这意味着商王朝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能够深入蜀地,而它的礼制深入到了蜀地,这就是和平的文化交流的结果。如果我们联系到商和蜀双方的青铜原料贸易来看,那么商王朝礼制对蜀文化的影响应该是随着贸易而来的,通过贸易商的礼制到了我们古蜀地,古蜀地的人又借用了商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来制作青铜器,这正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蜀与西周王朝

  再看蜀与西周王朝。我们的甲骨文,除了殷墟发现的大量商的甲骨文以外,在周原(西周的老家)也发现了大量的甲骨。周原甲骨说明,在殷代末年,周人经营南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对蜀以兵戎相见。周文王曾经讨伐蜀地,以征服蜀地而告终。从此蜀国就成为了西周南土的重要盟国。而这个战役的结果就是鱼凫王朝的灭亡和杜宇王朝的诞生。

  在殷商末年,蜀人的军队参与周武王伐纣。武王伐纣出动的军队里有蜀人,当然还有巴人。西周建立之初,蜀随即被周王室册封为诸侯,并且被周王室封赐以殷商青铜器作为战利品。后来,蜀国逐步成为西周南土的大国,并且与周王室一直保持着比较紧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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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青铜器(图21)就是西周王朝封赐给蜀的战利品。我们从文献可以知道,周武王伐纣,战胜纣王以后就分封诸侯,分封的时候就要同时封赐物品——“分殷之器物”,就是把殷商王朝的器物,青铜器还有玉器等瓜分,分给各个诸侯作为分封的器物。

  蜀国在分封的时候也得到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是在我们的彭州(以前叫彭县)发现的——几十年前在彭县竹瓦街发现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的窖藏,里边就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就是殷商人的青铜器。西周胜殷商以后,把它们作为战利品分封给蜀国。这个青铜器(图21里的左图)是青铜觯,上面有“牧正父己”这几个字。“牧正父”应该就是商王朝的一个诸侯,他被战胜以后,西周就把牧正父这个家族的青铜器分封给蜀的诸侯,所以在蜀地发现了这个青铜觯。这个(图21里的右图)是青铜罍。

  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它绝不是中原文化的分支或者亚系。按照我们的观点,三星堆文化是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的古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一点是必须指出的。

  四、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

  我们来讲第四个部分: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和海外的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古代中国的地形是一个独立的地理结构,与国外的联系,陆路有西北、北方还有西南,另外还有海路,所以从这四个方向发展出了与海外的联系,这个联系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

  中国丝绸传播到西方,先秦时代的主要通道是南方丝绸之路,汉代以及以后从北方丝绸之路输往西方的丝绸当中,也以巴蜀丝绸为大宗;而从草原丝绸之路送往北亚的中国丝织品中,也多是巴蜀丝绸。古代从四川经过云南、贵州出域外,分别到东南亚、缅甸、印度、阿富汗、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地中海地区,这样一条国际交通线,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者是“西南丝绸之路”,一般简称为“南丝路”。

  南丝路的线路主要有西、中、东三条。西线是历史文献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对外交流线路“蜀身毒道”。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的对外交通线路的名称就是“蜀身毒道”。它从成都经过云南,出缅甸,到印度、巴基斯坦,再经过中亚、西亚到地中海地区。这是西线。那么中线是从四川经过云南到中南半岛,一直到东南亚地区。东线是从四川经过贵州、广西、广东到中国南海。一共这三条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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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示意图(图22)里可以看到,从成都三星堆遗址,一直往西南走,跟着红线到密支那,然后再往西去。中线是四川到云南大理,然后往东南走,一直到河内,到中南半岛。东线是四川、成都,一直经过贵州,然后到广西,再到广东,然后到南海。这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三条主要线路。当然,在三条主要线路中间还有很多的支线,它们共同组成了巨大的交通网络。

  南方丝绸之路纵贯亚洲,直抵欧洲地中海区域,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历史最悠久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之一。

  南方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过西南地区同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及欧洲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互动的载体,曾经在古代中外文明交流与互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将焕发青春,展示旺盛的生命力,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嫘祖与中国丝绸的起源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先看嫘祖与中国丝绸的起源。我们四川丝绸在历史上一直是很富盛名的。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之一。古代文献记载,黄帝的元妃嫘祖“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就是说,嫘祖发明了蚕桑,然后用蚕丝来制作衣服,来供天下之人享用。所以,历史上一直把嫘祖称为中国蚕桑丝绸的祖先。据研究,嫘祖的故里在我们今天四川的盐亭县,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予以证实。

  早在黄帝时代,通过嫘祖氏族与蜀山氏(蜀山氏在今天四川茂县的叠溪)的结合,促成了蜀山氏从饲养桑蚕到饲养家蚕的重大历史性转变。桑蚕和家蚕是不一样的,桑蚕是野蚕的一种;野蚕有很多种,其中只有桑蚕能够转化为家蚕。

  蜀山氏从饲养桑蚕到饲养家蚕,这是一种重大的历史性转变,由饲养桑蚕的蜀山氏就演变为饲养家蚕的蚕丛氏。“蚕丛氏”这个名称很有意思。夏商时期古蜀王蚕丛在成都平原“教民养蚕”,就引发了巴蜀丝绸的起源和演进,这在中国蚕桑丝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

  商周时期,古蜀的丝绸制作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我们说过,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它头戴的花冠、身穿的长襟衣服上所饰的各种各样起伏的花纹,表现的就是蜀锦和蜀绣。我们可以看到(图8),大立人身上有起起伏伏的花纹,包括龙纹还有一些花纹。这个(图9)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衣服上都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些花纹都很繁复、很精美。

  今年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继首次发现丝蛋白以后,又在八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残片上发现附着的丝绸实物残留,经纬组织非常明显,表层有一层类似于涂层的附着物。这个丝绸实物残留尺寸是1.8×0.8厘米,是目前三星堆发现的最明显也是最大面积的丝绸残留物。

  科学家对1986年出土的一二号坑的纺织品残留做了排查,在放大了30-200倍后,发现13种器类、40多件器物上都有丝织品残留,还在其中的青铜蛇上,发现平纹以外的斜纹,非常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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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截图(图23),丝绸残片的截图。黄色的是一种涂层,黑色的部分是丝绸,至于黄色涂层和黑色涂层到底是什么关系,黄色涂层涂的是什么,科学家还在进行文物与化学的研究分析。

  这就表明,在三星堆文化时期,不但三星堆的丝织工艺和丝绸的使用已经普遍存在,丝织工业达到很高水平,而且丝绸已经成为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重要象征和物化体现,同时表明丝织业已经是三星堆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相当高的地位。丝绸不仅普遍在使用,而且成为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重要象征和物化体现,这一点很重要。

  丝绸不仅是作为服装来使用,同时祭祀时在使用,这体现了什么呢?祭祀体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什么意识形态呢?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丝绸体现的是三星堆的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丝绸这样贵重的物品包裹在重要的器物上面,就表明它的高贵。

  我们从西方历史上可以见到,在西亚、近东地区常常把中国丝绸制作成旗帜,这个旗帜就表现了它的政治权威。在三星堆六号坑发现的一个木箱,木箱里是空的,但是通过研究发现其中有着丝绸的痕迹,所以专家们怀疑里边装了丝绸。我在想,是不是里边装了旗帜呢?一个国家,这么一个高的神权政体,它可能有自己的一种象征,那么这种象征或者一种代表可不可能是一种旗帜呢?就相当于后来的国旗、军旗一样,是不是一种旗帜呢?因为在西方的古代都有这样一种旗帜,我们中国古代从汉代以后可以看到,作战的时候都有旗帜——旌旗。三星堆文明这个时候有没有呢?这个木箱里边装的是不是旌旗呢?这当然要通过今后的研究来探寻答案。我这是第一次提出,它可能是旌旗一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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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在上世纪70年代,在成都交通巷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戈,青铜戈内部的图案是以一个作屈曲蠕动状的家蚕为中心,就是最上边这个图(图24里的1)。中间是个蚕的样饰,四周分布的小圆点可能象征蚕沙或者桑叶。这就表明在西周的时候养蚕已经很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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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在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青铜壶上,这个青铜壶有三层图案(图25),在上层的图案,右边是一幅采桑图,有很多妇女在采桑叶,这就表明了当时成都蚕桑的盛况。

  考古学在渭水上游,现在的宝鸡附近,发掘的西周前期古蜀人弓鱼氏的墓葬内,也发现了古蜀的丝绸和蜀绣。

  到战国时,蜀锦就已经蜚声国内,销往各地。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等地,楚国的墓葬里出土的大量的精美织锦,根据专家的分析,就是成都生产的蜀锦。

  而在新疆发现的从汉代到南北朝和唐代的织锦的大多数是蜀锦,这是毫无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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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蜀锦的复制品(图26),大家看到,这个复制品非常精美:图案里有对鹿对兽,两个兽像两两相对,还有两个人两两相对。

  而且最奇妙的是,在前几年,在金牛区天回镇老关山,西汉墓地出土了四部蜀锦的提花机模型,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完整的西汉时期的织机模型(图27),它的先进性独步于当时的中国纺织界,而它的纺织技术明显的是继承了先秦蜀锦而来。这提花机是制造蜀锦的,这对研究蜀锦的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对比联系起来看,毫无疑问证实古蜀丝绸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它的先进性。

  (三)古蜀丝绸与丝绸之路的开通

  早在商周时期,古蜀地区就初步发展了与印度的陆路交通,古蜀的丝绸通过上缅甸(缅甸的北部)以及东印度阿萨姆地区传播到了印度和中亚、西亚,以至地中海地区,这条国际贸易线路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由此引起了丝绸之路的开通。

  古蜀地区销往南亚的代表性商品是丝绸。根据《史记》和《魏略》等的记载,蜀地商贾曾经前往身毒(也就是印度)从事长途贸易,贩运“蜀物”。张骞在大夏(现在的阿富汗),看见大夏人从印度买回的蜀布和邛竹杖。大夏人“往市之身毒”,在身毒“得蜀贾人市”,在印度的市场上有蜀人在那儿做买卖。“市”是交易的意思,不是市场。

  古蜀人直接在印度做买卖,这说明从四川、从成都到印度的交通线路是通畅的。这也表明蜀身毒道的贸易是畅通无阻的直接的远程贸易。

  (四)古蜀是丝绸之路的动力源

  《史记》记载的张骞在大夏所看见的“蜀布”,其实很可能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张骞在大夏所见贩自蜀人在印度销售的“蜀布”,梵语称为cinapatta。这个名称是成都丝绸从阿萨姆传播到印度广大地区以后,为印度所接受的阿萨姆语言对丝绸的称呼。

  印度前考古所所长乔希(m. c. joshi)指出,在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的丝绸,而印度的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正是在语义上替代了黄麻(patta)的中国的黄色丝绸。

  汉代扬雄的《蜀都赋》,说蜀地生产的“黄润细布,一筒数金”,黄润有可能是指黄丝织成的丝绸。我们四川生产的丝大多是黄丝,直到清代,从四川运到缅甸和印度的生丝也大多数为黄丝。

  黄色丝绸、黄色蚕茧丝织品是湿婆神所喜欢的东西。印度教里湿婆神的出现年代至少是在公元前1500年以前,这个时候正值三星堆文化时期,那时古蜀与印度已经发生了丝绸贸易关系,最早开通了丝绸之路。当然,关于这点,论证很复杂;我简单说一下结论,做论证太复杂了。

  考古学家在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发掘的亚历山大城一座堡垒里曾发现大量的中国丝绸。根据研究,这批丝绸是经过南方丝绸之路,由“蜀身毒道”转运到中亚的古蜀丝绸。阿富汗的喀布尔正当南方丝绸之路要道,这批丝绸出现在那里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已故的南亚研究泰斗季羡林先生指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的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通过缅甸又输入印度的丝的来源地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季先生的意思是说,中国输往缅甸和印度丝绸的来源就是成都。他的这个结论和三星堆的发现是一致的。

  由此看来,先秦时期成都丝绸的西传,应当或主要是从蜀身毒道西行的。

  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初始点和发源地,有其客观的条件和原因。正如考古学大家苏秉琦先生在他的专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论述的那样:“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

  正是四川古代文化的“龙头”地位,决定了古蜀地区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源头。

  南方丝绸之路在国内形成了我国西南及南方地区的巨大交通网络,在国外则与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中亚、西亚连成一个更大的世界性的交通网络,它是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紧密联系起来的国际交通线,也是欧亚古代文明相互联系的纽带。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这一巨大的纽带,古蜀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联系起来,互动交流,由此奠定了古蜀文明在世界古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而三星堆文化正是古蜀文明辉煌成就的具体体现。

  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问答

  提问:三星堆是没有文字出土,是吗?

  段渝:目前为止三星堆发现了几个符号,在我们中国其他地方早期的文字符号里大多数都有这样的一种符号。是不是文字呢?还有待我们的考古发现。所以现在还不能说三星堆有没有文字。最新这次考古发现,考古者、发掘者最期望看到的就是文字的出土,现在看来好像还没有这样的迹象,不过这并不影响三星堆文化的辉煌成就。因为什么呢?在世界最初的古代文明当中,不是每一个古代文明都有文字。

  比如说,印度河文明也发现了一些符号,但是它们是不是文字呢?专家们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或者最大多数的意见认为,印度河文明里发现的这些符号和天文历象有关系。而在美洲,秘鲁文明是个辉煌的文明,里边也没发现文字。所以,最初的文明不管是不是有文字,并不影响文明的辉煌成就。但是,文明向深部发展,到了更高的境界以后一定会出现文字。比如说,我们古蜀地区到了春秋战国,就有巴蜀文字出现。文明发展到了另外一个高度,必然会有文字出现的。

  提问:为什么三星堆的文明对后代没有影响呢?以后的那些中原文明好像都不像三星堆似的?

  段渝:三星堆的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物质文明实际上对后代是有影响的,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的蜀人的巴蜀文化的青铜器里,可以看见三星堆文明的一些影响。而三星堆文明最重要的是精神因素,精神文明构筑了或者是成为蜀人思维的一种象征、一种奠基。蜀人的形象思维在三星堆里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到了汉代,大家可以看到,司马相如、扬雄,这些大文学家他们一些高度的想象力,这正是对三星堆文明的高度想象力的继承。三星堆文明对后代的影响是很深的,包括对后来的一些大师文化,包括对礼、兵还有对其他的一些,都有影响。所以,三星堆文明是影响非常深远的,不光是在古蜀时期,而且在全国都可以见到其影响。

  丝绸方面,我们知道三星堆文化的蜀锦、蜀绣,而后来的云锦、宋锦、壮锦,都是在蜀锦基础上进行发展创新的,这是三星堆对中国的丝绸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点是你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通过研究分析可以说明这些问题。

  提问:考古中,文明和文化的界定上有区别吗?有的叫做文化,比如说良渚文化;有的叫文明,如玛雅文明。

  段渝:在这个方面,文化和文明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一般说来,文明是在更高程度上的一种文化。考古学上的文化主要是指一种物质文化,在这种一般的物质文化之上出现了青铜文化,那就可以指文明。所以,考古学上界定文明,过去不是说有几个大的指标嘛:一个是城市,一个是金属器,一个是文字,还有大型的建筑。这四项指标是考古学上对物质文明的一种界定,它和一般的文化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是,“文化”这个词,它用的范围更广了;文明是在更高程度上的一种文化。

  提问:三星堆的青铜技术跟西亚有没有关联?

  段渝:我刚刚说过了,三星堆的青铜器是自成系统的,它采借了西亚文明的一些要素,比如说三星堆的黄金面罩、青铜雕像这样的形制,这样的形制在我们中国古代是没有的,这样一种文化形式可能是对于西亚文明的一种采借。

  提问:三星堆发现的文物被乱埋在坑里,有什么解释吗?

  段渝:考古学界基本上认定这是一种祭祀的产物。把这些青铜器、大量象牙、海贝、玉器用来祭祀,祭祀祖先、祭祀神灵,祭祀以后就把它们焚烧,焚烧以后再倒入坑里,这叫遥祭。遥祭就是通过焚烧,焰火直达上天,用焰火直达上天表示对上天说“我们已经在祭祀你了”、对祖先说“我们在祭祀你”这样一个意思。

  提问:三星堆人是古蜀人的祖先吗?

  段渝:三星堆人肯定是古蜀人祖先的一部分,因为古蜀人是一个很复杂的民族群体。三星堆人的主体部分有古羌人,也有濮越人,它是一个民族的复合体,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它是多种族群组成的一个民族集团。从三星堆一直到西周加入了长江中下游其他一些人的群体,逐渐混合成了古蜀,所以这个民族是不断复合的,也可以叫做多元一体化。

  提问:三星堆地处广汉,丝绸以成都为中心,古蜀迁都成都是不是意味着古蜀文明从巫师文化向世俗文化的转变?

  段渝:商周之际,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同属于古蜀文明。在三星堆时期,三星堆是古蜀王都,成都是古蜀的次级城市;这时的三星堆和成都是同一个文化。三星堆是一种神权文明。到了西周,古蜀是一种王权,是以工商业为主的这么一种文化。不是说以世俗文化取代了巫师文化;西周时期的古蜀人杜宇王朝,仍然有三星堆文化的影响。旧的文化的影响逐渐在缩小,而新的文化不断地壮大,逐渐过渡到以人为主、而不是以神为主这么一种文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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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渝:揭秘三星堆

段渝:揭秘三星堆

2021-08-11 15:14:17
来源:钝角网 作者: 段渝
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文明已通过海路与南亚文明有了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关系,意味着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内陆盆地,迎接了来自印度洋文明因素的碰撞。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条海贝之路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

   (本文为6月18日“共识国际讲坛”段渝老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段老师是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各位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揭密三星堆”。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谈一谈:第一方面是谈一谈三星堆的政体的问题——神权政治文明。第二个方面谈谈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我们知道成都市金沙遗址是一个很重大的考古发现,三星堆和金沙什么关系呢?今天我想谈一谈。第三个方面谈三星堆和夏商周的关系。最后也是第四个方面,是谈一谈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

  序:三星堆的发现

  在1986年的时候,四川广汉三星堆传出了重大考古新发现的信息,在三星堆的地方发现了玉器、黄金器物以及大量的海贝和象牙。这一下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振动,同时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轰动。当时我们四川的一个老将军张爱萍先生写了一幅对联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2019年到2021年5月,四川省开展了古蜀文明保护发掘的新一轮的研究,开展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在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里发现了大量的珍宝,迄今已提取出青铜器、象牙、玉器、金器等500多件,其他文物残片2000多件。目前这个发掘还在进行,新一轮考古发现的很多器物目前还不可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还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分析以后形成报告,我们再来进行自己的研究。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三星堆考古时,不对新发现的一些东西进行深入讨论。

  在新发现里,除了一些新器物的形制以外,最重要的是首次发现了丝蛋白和丝绸的残余物。这样,三星堆再次引起轰动,可谓“时隔卅五年,再醒惊天下”。

 一、三星堆文化:神权政体与文明

  我们就来谈三星堆文化——神权政体的文明。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的考古发掘发现的是考古的遗迹、遗存和遗物,这些遗迹、遗物、遗存自己是不能说话的,它是物质形态的东西,所以要通过我们来解析。而解析的话,就要探讨这些物质文化背后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对于三星堆的解释就是深入研究它的内涵。

  我们知道三星堆是古蜀文明的形成时期。古蜀文明的形成时期是从夏商之际到商周之际,也就是距今有4000年到3000年左右;从夏代到商代、商代晚期到西周的早期,这是古蜀文明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在成都平原中部形成了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古蜀文明,诞生了灿烂的三星堆青铜文明,从历史上说就是古蜀鱼凫王朝的建立。古蜀有好几个王朝,按照历史文献记载,分别是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古蜀鱼凫是第三个王朝,从这个王朝开始,古蜀开始了文明时代。

  (一)三星堆文化的特质

  我们来看看三星堆文化的特质,三星堆文明是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创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比中原夏王朝稍晚;它的终结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就是相当于中原西周王朝的初期。三星堆古蜀文明雄踞中国西南,连续发展达1000年之久,这种情况对一个文明古国或者一个古王朝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不多见的。

  1.我们来谈一谈金杖与雕像——神权政体的物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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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个图(图1),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这是1986年8月出土的。这个金杖的杖身上端有三组人、鱼、鸟的图案。按照专家们的分析,这个金杖既是国王的权杖又是巫师的神杖,它是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也就是说它的王权和神权是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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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家看一看这个金杖上的图案(图2),很有意思,最下边是一个人头,代表王,向上是鸟和鱼。所以有的学者解释,这正好是鱼凫王,正好就是我们三星堆的鱼凫王朝。

  金杖它是用纯金皮来包卷的,而黄金自古被视为稀世珍宝,它的价值远在青铜和玉石之上。使用黄金制成权杖,又表现出对社会财富的占有,于是它又象征着经济上的垄断权力。所以说,三星堆的金杖它有着多种特权复合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这三种特权的同时具备,集中赋予一杖,就象征着蜀王所居的最高的统治地位。这就意味着夏商时代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权政体,而夏商时代的古蜀文明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权文明。

  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了数百件青铜人物雕像,包括有人头像、人面像,还有兽面像,以及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的雕像,还有黄金面罩、青铜神树等。这些雕像放在神庙里面五光十色、光怪陆离,构筑成一个阴森、威严、凝重、恐怖而又庄严肃穆的巨大青铜空间。这个青铜空间它处处充溢着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秘王国的气氛。这正是神权政治中心的典型形式之一,它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各种重型物质的复杂组合形式及其必然对人产生的巨大精神压力,来显示王权和神权那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和统治力量。

  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内各地都有很多庙宇。我们一进庙门,它的大殿里左右都有力士——很高的大力士。它的作用就是产生一种威严感,让你进去感觉自己很渺小,从而产生一种敬畏的感觉。三星堆青铜雕像的功用,情况是类似。

  2.青铜神树——天地之中的神权结构

  三星堆出土了六棵青铜神树,目前已经复原了三棵,在博物馆可以看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树座呈圆形;有的树座上还铸有武士形象的铜人雕像,背朝树干,面向外下跪,俨然一幅虔诚的神树守卫者的形象。最近复原的三号神树,它的果实的柄部还包卷着金箔,这是标准的金枝。这些神树就是供奉在“天地之中”、供众帝“上天还下”的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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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这个神树是供巫师上天还下、传达神意的一个交通工具。这是三星堆的青铜大神树的样子(图3)。三星堆古城是蜀王的都城,是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中心的所在,所以在《山海经》里它被称为“天地之中”。而青铜神树就是三星堆神权政治领袖往来于天人之际传达神意的天梯。神树上的飞龙就是古蜀王的登天工具。这是非常巧妙的,也非常奇妙。

  在古蜀人的诸神当中,只有众帝能够“上天还下”,上了天还能下来,高于群神之上。帝和群神的关系,犹如众星拱月,是主神和群神的统率关系。这种关系带有“神统”的结构特点,这种结构特点正是人世间“君统”结构的反映。“神统”和“君统”两相结合,就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

  这个神统,恰好与三星堆青铜雕像群里面青铜大立人与其他雕像所形成的主从结构特点相一致,这正是宗教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大家可以想一想,在神庙里面,青铜大立人高高在上,四周围绕着青铜的人铜像、小立人还有神兽等,这样一种结构正是神统和君统相结合的结构。

  3.青铜雕像群:神权的功能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批各式青铜人物雕像,它们的衣服的样式、帽子的样式还有头发的样式都不一样,这就显示了不同族类、不同民族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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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图4),冠冕都是不一样的。你再看看这个图(图5),不同的衣、冠、发式:有平顶的冠,还有圆头的;我们看下边,左边是头发卷在头上,右边这个冠是高冠的意思——这种冠我们一般是看不到的。不同的衣、冠、发式,显示了不同族类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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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看这个(图6),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部分青铜雕像。最左边这个是鸟身人面像;第二个是大立人,大立人戴的高冠是一种花冠;最右边的神是头顶着青铜樽;右边第二个是戴的象首冠——就是说这个帽子不是一般的帽子,是模仿大象,它有朝上卷的鼻子,还有眼睛,仔细看很像一头象,所以我们叫它象首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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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展示出来的图景是什么呢?它是以作为古蜀群巫之长的青铜大立人为中心,以作为西南各族首领的青铜人头像为外围,所形成的有中心、分层次的人物像群,用来象征古蜀王国以宗教掩盖政治、以文化代替暴力、使控制合法化的现实状况。这就显示出三星堆神权在跨地域政治社会中的强大统治。

  (二)独步天下的科技与艺术:三星堆文明的创造

  我们再来谈谈三星堆文明独步天下的科技与艺术。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黄金制品和大型青铜雕像群都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稀世之宝,不论在科学还是在艺术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同时它还展示了三星堆文化与欧亚古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深刻内涵。

  技术文明、艺术文明、中外古文明交流互鉴,是三星堆文化的三面旗帜。

  1.我们谈一谈独创的青铜技术文明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冶金术凸显它独创的技术文明,这个技术文明在若干方面走在当时中国冶金工业的先进行列。比如说它在商代的时候,若干方面是走在全国冶金工业的前列。三星堆的青铜器是铜锡类和铜锡铅类青铜器,这个青铜器里边多数含有微量的磷元素,这很重要。添加微量元素,说明蜀人在掌握青铜合金的脱氧技术方面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

  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相比较,古蜀文明的青铜器在制作技术上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商代的古蜀大量运用先铸法。先铸法也就是说在铸造的时候,先铸它的主体部分,再把其他的部分来合铸。而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分铸法是以榫卯式后铸法为主流,到春秋时期才转变为以先铸法为主。

  第二,商代的古蜀已熟练地掌握了铜焊技术,较之中原诸夏和东方江淮流域诸民族是早达数百年。

  第三,古蜀文明青铜器表面处理的一大工艺特点是表面二次镀锡和加速镀锡表面氧化的十分复杂的技术和工艺。这种技术工艺不仅不见于同一时期的中原的文化,而且其中一些复杂的工艺即令现代科学还没有揭示它的奥秘,这就充分显示了古蜀高度发达的冶金工艺和技术。

  2.来谈谈独特的青铜雕像艺术文明。

  这一点就不用再说,大家都很清楚。三星堆的大型的青铜雕像群,其奇特的造型、瑰丽的艺术、丰富的想像力,无论在古蜀还是商文化考古中都是前所未见、绝无仅有的。它以雄浑壮观、博大精深和精美绝伦,全面显示出三星堆青铜艺术文明的辉煌成就。它那些非常复杂的工艺,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

  (三)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

  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我们这里先谈一部分,待会儿还要仔细谈。三星堆青铜雕像、金面罩和金杖,以及大批海贝和象牙,它们的文化来源,我们认为,它们和近东古文明、印度古文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几个文明的此类器物功能相同、风格一致,交流线路明显,确切地证实三星堆是中国最早的世界文明窗口之一。

  在三星堆的一、二号坑出土了四千多枚海贝,在新一轮的考古发现中又出土了相当多的海贝。这些海贝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白色的齿贝,就是中间有牙齿一样形状的这样一种海贝。这种海贝主要产于印度洋的深海水域,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产于南海;主要是从印度洋地区引入的。印度洋地区自古富产齿贝,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居民在交易的时候,一般是用齿贝来做货币。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齿贝,大多数贝壳背部是磨平的,磨平的就形成一个个穿孔;大量的海贝放在一块,用牛皮把它串系起来作为一串一串的货币来进行交易。这种用贝壳来作为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等价物的情形,同南亚次大陆和商、周没什么两样——在南亚次大陆和在我们中原商代和周代的时候,也是要用这种贝币的功能。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在夏商周的时候货币是不统一的,有贝壳的,有铜的,还有黄金的,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统一度量衡,只用铜币,废除了金、银、贝和其他东西。秦始皇以后,我们才开始公用铜币;在以前贝壳是作为货币使用的。三星堆的这些贝壳大量地来源于印度洋,而中原商文化的贝壳大量地来源于中国南海等地,二者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印度洋的海贝,我们从云南算起,在云南的大理、禄丰、昆明、晋宁、楚雄、曲靖,一直到四川的成都、广汉、凉山,还有黔江上游的茂县等地,都有发现。而四川、云南,都是内陆盆地、内陆地区,这些地区没有一处靠近海,不可能产有海贝。这些海贝都是从印度洋地区引入的。如果我们在地图上把这些出土海贝的地点连接起来,恰巧就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陆上交通线——蜀身(juān)毒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大家还注意一下,这个蜀身毒道,古音是蜀身(juān)毒道,身(juān)毒,不能读身(shēn)毒。

  不过呢,虽然从云南到四川有这么一条线路都发现了大量的海贝,但是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却并不是由云南各地转递而来的。我们通观在川滇蜀身毒道上出土海贝的年代,除了三星堆以外,最早的也仅为春秋时期。也就是说,云南各地发现的海贝大多数是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而三星堆的海贝它的年代在商代的晚期。大家可以知道,在三星堆发现的海贝差不多要早于在云南的海贝上千年,所以不难知道,三星堆的海贝,应该是古蜀人直接与印度洋地区交流的结果,不是从云南转递而来的。

  这说明什么呢?这表明,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文明已通过海路与南亚文明有了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关系,意味着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内陆盆地,迎接了来自印度洋文明因素的碰撞。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条海贝之路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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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这个图片(图7),是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象牙堆这么一个情况。

  三星堆的象牙和金沙遗址的象牙不一样的地方是,三星堆祭祀坑里出土的象牙全部都经过焚烧,而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没有一根经过焚烧;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我们再来看看象牙。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里,出土了13支象牙;在二号祭祀坑,出土了60余支象牙。这些象牙纵横交错地覆盖在坑内最上层。在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中,6个坑里,至少4个坑发现了大量的象牙;这些象牙到底多少根,现在还没有计数,不过也相当多。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的重量超过了1吨,以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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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制品中最具权威性、高大无双的二号坑的青铜大立人,也就是古蜀神权政体的最高统治者,这个蜀王的形象。大家仔细看它(图8)的座:它立足的青铜祭坛,也是它的基座,是用四个大象头形象勾连而成的。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座,有原始的象鼻、眼睛、耳朵,也就是象头;四个象头支撑起整个青铜大立人。

  我刚才已经说过,在二号坑出土的一件戴兽冠人物像,所戴的兽冠就是象首冠。它(图9)的冠顶,帽子的顶部两侧有两只斜立的大耳,而帽子中间、正中是一只直立而前卷的象鼻,这很清楚了。象鼻往上前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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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文献记载。在《史记·大宛列传》里记载,张骞在出西域以后,他报告说:在昆明以西(这个昆明不是我们现在云南的昆明,是现在的大理、洱海一带)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就是说在大理以西一千余里,有个国家叫滇越。滇越就是印度古代史上的迦摩缕波国。这个迦摩缕波国是在现在东印度的阿萨姆邦,紧靠着我们中国。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10,有一篇叫做《迦摩缕波国》,这篇说“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它很广大,有方圆万余里的面积;这个国家的东南,“野象群暴”,所以这个迦摩缕波国拥有象军,用象作为军队的坐骑。《史记·大宛列传》还说:“身毒……其人民乘象以战”,就是说把象作为战马。《后汉书》也这么说:“天竺国,一名身毒……其国临大水,乘象以战”,这个地方出象、犀。这个“大水”就是现在的印度河。我说明一下,印度河不在现在的印度国家里,它是在现在的巴基斯坦里,印度河是古代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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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这个图(图10),这个图是在东印度阿萨姆的野象。

  《史记》和《后汉书》这些文献所说的“大水”就是印度河,正是辉煌的印度河文明的兴起之地。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古国,其中一个就是印度文明。印度文明是指印度河文明,不是指现在的印度。在“二战”以后,印巴分治以后,才有现在印度这个国家,以前所说的印度主要是个地理概念,不是国家的概念。印度河文明它主要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西北。在考古发掘里,由英国人发掘的印度河文明著名的摩亨佐·达罗遗址里,发现了象牙加工工业的繁荣景象,还出土不少有待加工的象牙。我们以这个情况再联系东印度盛产大象的情况,还有三星堆祭祀坑内成千枚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海贝,这可以说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象牙,有可能是从印度地区引进的,而其间的交流媒介是什么呢?就是与象牙一同埋藏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量的贝币。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讨论,也有的专家说三星堆的象牙可能就是成都平原本地所出产的,因为成都平原在三四千年以前很可能有大象的存在。这两种观点目前还在讨论之中。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等,它们的文化形式和风格在古蜀地区以及殷商时期的全中国范围内,都找不到这类文化形式及其渊源。金杖、金面罩、青铜雕像,这些文化形式在我们中国除了古蜀以外,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文化,也找不到这种文化的来源。考古学上,至少有三个证据所构成的文化丛,可以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渊源于古代近东文明。这三个证据,就是青铜人物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

  我们知道青铜雕像、权杖、金面罩这样一些文化因素是发源于近东文明。从相关文化因素的起源和发展上看,近东文明这些文化因素集结相继出现在其他文明当中,而具有传播学上的意义,这一点早为国际考古界和文化史学界所公认。

  在青铜雕像人物面部的形态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中除开那些西南夷的形象以外,他们的高鼻、深目等面部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类人物,阔眉、杏叶大眼,颧骨低平,高鼻梁,挺直的鼻尖,大嘴两角下勾。这些面部特征,和祭祀坑里同出的各式西南夷的形象以及中原、长江中下游商周之际的各种人面像明显不同,也与成都指挥街发现的华南人扁宽鼻型的人头骨不同。如此风格的人物面部形态造型,应该来源于外域文化。

  从艺术风格上看,三星堆青铜器人物雕像群的面部神态几乎雷同,庄严肃穆,缺乏动感和变化。尤其是双眉入鬓,眼睛大睁,在整个面部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这样一种形态同西亚雕像艺术的风格十分接近。

  而眼睛的处理多在脸孔平面上铸成较浅的浮雕,以突出的双眉和下眼眶来表现其深目,这也是西亚雕像常见的艺术手法。对于人物雕像的现实主义和对神祗雕像的夸张表现,也同西亚近东早、中期的艺术特点有相近之处。而对于神树的崇拜,则反映了这种文化形式从近东向南连续分布的情况。

  在功能体系上看,不论西亚、埃及还是爱琴文明中的青铜雕像群,大多数出于神庙和王陵,普遍属于礼器,起着祭祀和纪念的作用。三星堆雕像群也出土于祭祀坑内,无一不是礼器,无一不具有宗教礼仪功能。它们与近东雕像的意义完全相同,如出一辙,而与中原所出雕像主要用作装饰的情况相去甚远。我们知道中原地区也出土一些雕像,但是它们不是作为崇拜之物来制作的,而是主要用作装饰。至于用金杖代表国家权力、宗教权力和经济特权,就更与中原用“九鼎”来代表这些权力的传统有着明显差异,而与近东文明却完全一致。

  我们知道,中国的中原地区,夏商周的国家权力的象征是九鼎。文献里面说大禹做了九鼎,用九鼎来向天下九州征税。九鼎是最高的国家权力的象征,这种象征由夏商周一代传到一代。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有一个“问鼎中原”的说法,“问鼎中原”就是想要取代中原的政权,所以鼎是中原文明的象征、国家权力的象征。而三星堆到现在为止几十年的发掘,从来没有发现过鼎,一件鼎都没有——无论是青铜的鼎还是陶制的鼎,或者其他形制的鼎,都没有,完全没有鼎。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三星堆古蜀文明和中原文明的权力象征系统是不一样的,三星堆是用金杖来代表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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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11)是三星堆出土的人物,我们可以看他们不同的样饰、他们的面部表情,眼睛大睁,鼻梁高挺,高鼻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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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12)是在近东地区发现的雕像,左边这个是在伊拉克发现的雕像,右边这个是在叙利亚发现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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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13)是我们的黄金面罩,左边是三星堆的,右边是金沙出土的黄金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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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14)三幅图,上面是埃及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卡蒙的一个雕像,他这个木乃伊戴着完全是用黄金打造的面具还有冠,下面左边这是在克里特文明和米诺斯文明的爱琴海文明里发现的黄金面罩,右边这个是波斯的黄金面罩。

  三星堆的青铜雕像、金杖和金面罩等文化形式在商代中国的其他任何文化区都绝无发现,却同上述古代文明,也就是古代的近东文明还有希腊文明、埃及文明这些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很清楚地看出它们的传播的持续,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通过古代印度地区和中亚的途径,从古代的蜀身毒道,经过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采借吸收了西亚近东文明的类似文化因素,而由古代蜀人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创新而成。它们反映了商代中国西南与南亚、中亚和西亚古代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这就是一种观念和文化形式的传播。

 二、三星堆与金沙:古蜀文明双城记

  (一)三星堆城市的形成

  我们下面来看看三星堆城市的形成。在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商代早期蜀国修建的巨大的城墙,从而确认了三星堆遗址是蜀国早期都城的废墟。在三星堆古遗址周围1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十多处密集的古遗址群,文化面貌与三星堆相同。这些古遗址群,毫无疑问是古蜀都城直接统治下的广大乡村。这正是古代城乡连续体业已形成的最显著实例。

  三星堆古蜀都城,首先就是作为这些乡村的对立物,从中生长、发展起来,并且对之实施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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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三星堆古城的平面示意图(图15),我们可以看出西城墙、南城墙、东城墙,还有祭祀区。我们可以从功能的角度看,目前发现三星堆有这么几个功能分区:祭祀区、居民生活区、宫殿区、作坊区,然后墓葬区是在西城墙外。北面是鸭子河,而马牧河从这个城市的西南面流入,然后往北,再然后又往东南流过了古城。

  在三星堆古城的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台地,在这几个地方文化堆积颇为丰富。1929年发现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发掘的两个大型祭祀坑,以及我们最近发现的6个祭祀坑,都处在这一中轴线上,说明这一区域是三星堆蜀国都城的宫殿区。

  三星堆蜀王都城规模庞大,聚集了大量人口。根据有关专家按照古代文献记载的人口密度指数来估算,三星堆的蜀古城的面积有3.6平方公里,约有22698户,这是估算出的数,不可能这么精确,也就是说有2万多户。如果以每户5口来计算,约有11万多人,当然这都是大约数。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它在当时确实是大城市了。

  三星堆的蜀都(蜀王的都城)是以中轴线为核心加以规划来开展布局的。几个重要遗址,比如说宫殿区和作坊区都分别位于中轴线的不同区段上。中轴线的东西两侧,东西城墙以内,分布有密集的文化遗存。中轴线南端,也就是南城墙的内外,也发现密集的文化遗存。其中有些是生活区,揭露出大片的房舍遗迹;有些是生产区,发现陶窑、石壁成品半成品、大量生产工具;遗址内还发现用于铸造青铜器的陶坩埚和铸造青铜器所遗留的泥芯,这表明有大型的铸铜作坊,这个铸铜作坊成为下一步三星堆考古发掘的重要的对象。

  加上3.6平方公里的城圈,具有宗教功能的雄伟的城墙,还有南城墙内的大型祭祀坑,这一切都使三星堆古城在总体规划和具体布局上显示出王都的气象。

  宫殿区、宗教圣区、生活区、生产区、墓葬区,这就构成了商代三星堆蜀国都城平面规划的五个基本要素。在三星堆古城的西城墙外,分布有墓葬区,但是鱼凫王王族以及统治者显贵们的大型墓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也是今后三星堆考古的目标方向之一。

  (二)成都城市的形成

  我们再来谈谈成都城市。古蜀王国城市文明的曙光不仅从三星堆跃然升起,而且还从早期成都的地面上迸射而出。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早期的成都,是一座稍稍晚于三星堆蜀王之都的起源形成但却与它同步繁荣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早期城市。三星堆和金沙的关系不是一前一后的关系,它们有一个重叠的发展时期,也就是说金沙遗址的形成比三星堆稍晚一点,但是它和三星堆的晚期是同时发展的。

  1985-1986年在成都十二桥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大型木结构建筑,总面积达15000平方米以上。在其中发现了类似于宫殿建筑庑廊部分的遗迹。在主体建筑周围还发现了小型的干栏式的建筑遗迹,它是大型木结构宫殿的附属建筑群。大型主体建筑与小型附属建筑相互连结,错落有致,浑然一体,形成规模庞大的建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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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16)是成都十二桥商代木结构建筑遗迹。可以看出,这个遗迹全是用原木做成的房屋,经过大水。它的毁灭是由于洪水,洪水把它冲毁;建筑材料倒塌的方向完全一致,发现了淤泥层,可见它是被洪水冲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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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清理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高10米以上,面积有1万多平方米,用土总量在7万立方米以上。在一望无际的成都平原,这座土台显得倍加巍峨高大。羊子山土台,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结构图(图17)。你看土台的位置(左图)。这(右图)是土台复原图,有三级四方形的土台。羊子山土台的方向,测定为北偏西55°,而三星堆遗址2个祭祀坑的方向,以及现在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方向,也就是说三星堆的8个祭祀坑的方向,同样也都是北偏西55°。非常巧妙。羊子山土台的三级四方,与三星堆二号坑所出的青铜大立人的三层四方形基座也相似,所以羊子山土台应该就是成都城市的礼仪中心所在。

  羊子山土台的年代是商代晚期,所以它和三星堆的晚期是同时的,它应该是金沙为主体的早期成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2001年发现的金沙遗址,在商周文化层内出土大量青铜器、黄金器物和玉器。从平面分布来观察,金沙遗址的总面积达5平方公里,包括金沙村、黄忠村、龙咀村、红色村、郎家村等自然村。在金沙遗址的东南面的成都市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发现和发掘了抚琴小区、方池街、君平街、指挥街、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等十几处商周遗址,绵延达到十数公里。在这些遗址的年代关系上,成都各遗址的早中晚各期,不同遗址的同一期在年代上基本一致,是同步发展的。这种同一时期的共存关系表明,各个遗址是同步演进的,具有明显的空间连续性和时间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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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18)是金沙遗址祭祀区的一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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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19)是金沙遗址三和花园的大型建筑、大型房屋的基址。从布局和级别上看,金沙遗址显然是这一大片相互连接、绵亘数公里的大型遗址群的中心遗址。无论其出土器物的级别层次还是建筑规模和主从配置上,都远远超乎其他遗址之上,因此金沙毫无疑问处于成都市各遗址的首脑和中心的地位。

  而在金沙遗址这一大型遗址群的北面,我们刚才说了有高大巍峨的羊子山大型土台建筑。羊子山大型土台建筑和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这样的大型建筑群遥遥相望。这一格局,恰好是作为一座早期城市最明显的标志,无论它的规模还是布局,显然是任何一个史前村落都无法比拟的,所以商代的成都是一座当之无愧的早期城市。

  (三)成都作为都城的开始

  看看成都作为都城的开始。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蜀都,大约在西周初期逐步地废弃。我们刚才说到三星堆的时候蜀王是鱼凫王,到西周时期古蜀是杜宇王朝。西周时期,杜宇王朝在成都建了它的都城;西周晚期都城转移到现在的郫都区,“治汶山下邑曰郫”(郫就是现在的成都市郫都区),“或治瞿上”(瞿上今在双流县),建立它的别都。郫是它的王都;瞿上这个都城是别都、另外一座都城,有它的行宫。实行两都制,已是早期的双城记。

  西周时期的成都,由于十二桥文化和金沙遗址的发现,证明它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

  作为蜀王杜宇的都城,成都自商末周初以来一直在持续发展,没有衰败。春秋前期,另外一代蜀王开明王取代杜宇为蜀王以后,定都郫。到春秋晚期,开明五世(第五位开明王)迁都成都,进一步推动了成都经济文化的进步。从那个时候开始,成都作为全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形成了稳定的格局,再也没有发生变动。所以我们说,成都它的名称和都城一直没变化过,持续了有三千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

  (四)古蜀文明的早期城市体系

  来谈谈古蜀文明的早期城市体系。三星堆和成都,一南一北,相距不过40公里,这构成了成都平原古蜀文明双城记及它的早期城市体系。广汉三星堆古城的形成过程和成都是不一样的,三星堆古城的形成过程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神权政治中心的性质,以神权政体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在三星堆城市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的聚合作用。

  早期成都的功能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神权而是工商业,是一座早期的工商业城市,和具有王都气象的三星堆古城不一样。成都是古代的自由都市,它的聚合形成,即与工商业有关。所以,我们成都有悠久的经商的传统,从商代就开始这样。

  商代成都作为工商业城市,它与三星堆蜀王的都城共同构成了蜀国的早期城市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三星堆王都是首位城市,居于中心的、支配的地位,发挥着神权政体中心的功能。成都是次级城市,居于从属的地位,主要发挥工商业的功能。

  一般说来,城市体系的形成,属于比较晚近的现象,它主要导源于工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尤其是功能体系分区建立的城市体系,不仅为商代中原所不见,而且在世界文明初期的城市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种状况正好反映了古蜀工商业经济兴盛发达的情况。

  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古蜀文明与夏商周文明

  我们现在再谈一谈古蜀文明与夏商周文明的关系。大家所熟知的李白的《蜀道难》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其实不过是诗人的夸张和渲染之辞。实际上,古蜀与中原不仅有数条道路可通,而且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

  从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的陶器包含有夏文化的礼器陶盉等。我们在三星堆的博物馆可以看到陶盉,它是用来盛水的。三星堆的陶盉和夏文化的陶盉,两者细部的极其相似,说明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的夏文化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三星堆陶盉从三星堆第二期到第四期一直存在,而且在发展演变,说明了这种联系的必然性和深刻内容。

  (一)古蜀青铜文化与商文明

  殷商文明,就是龙的传人。殷商时期,蜀与商王朝的关系多见于殷墟甲骨文,在甲骨文里记载了蜀和商的关系,考古资料也有不少根据可以来佐证。尽管三星堆的青铜文化自成一系,具有自己的独立的系统和鲜明的个性和特征,但三星堆的青铜文化里不仅可以见到殷商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其中许多礼器本身就是直接从商代的青铜器仿制的。比如说三星堆的青铜尊、青铜罍,以及青铜大面像的鼻、额之间的夔龙形状,以及神树上的龙等,它们都是商周青铜器常见的纹饰,而这个纹饰被古蜀所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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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这个龙(图20里)。这条龙的形象,也是一个神兽的形象。

  商王朝的重器是青铜器,它的铜料很多是来源于云南,当然也有很多部分是来源于长江中游。商王朝为了获得云南的铜,除了与蜀发生和、战的关系以外,还发展了资源贸易关系。不论是商还是蜀,都有比较发达的贸易系统,而共同的贸易中介物是海贝,也是贝币。这种贝币在商和蜀都有大量发现,就是我开头讲到的背部磨平穿孔以便串系的贝。贝为商、蜀之间的铜矿资源贸易提供了双方通用的等价商品,使双边贸易成为可能。

  在甲骨文里有“至蜀”、“在蜀”的卜辞,也许就和铜矿贸易有关。因为什么呢?因为商要到云南获取铜,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要通过蜀地,所以商王朝为了获取云南的铜就必然要和蜀发生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商和蜀之间有和平与战争的关系,同时为了获取云南的铜就要和蜀发生交易关系。

  从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来看,这主要体现在礼器上而不是兵器上。也就是说,三星堆的青铜器上能够体现商文化特点的不是它的兵器而是它的礼器——礼器上面的各种纹饰。这意味着商王朝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能够深入蜀地,而它的礼制深入到了蜀地,这就是和平的文化交流的结果。如果我们联系到商和蜀双方的青铜原料贸易来看,那么商王朝礼制对蜀文化的影响应该是随着贸易而来的,通过贸易商的礼制到了我们古蜀地,古蜀地的人又借用了商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来制作青铜器,这正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蜀与西周王朝

  再看蜀与西周王朝。我们的甲骨文,除了殷墟发现的大量商的甲骨文以外,在周原(西周的老家)也发现了大量的甲骨。周原甲骨说明,在殷代末年,周人经营南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对蜀以兵戎相见。周文王曾经讨伐蜀地,以征服蜀地而告终。从此蜀国就成为了西周南土的重要盟国。而这个战役的结果就是鱼凫王朝的灭亡和杜宇王朝的诞生。

  在殷商末年,蜀人的军队参与周武王伐纣。武王伐纣出动的军队里有蜀人,当然还有巴人。西周建立之初,蜀随即被周王室册封为诸侯,并且被周王室封赐以殷商青铜器作为战利品。后来,蜀国逐步成为西周南土的大国,并且与周王室一直保持着比较紧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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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青铜器(图21)就是西周王朝封赐给蜀的战利品。我们从文献可以知道,周武王伐纣,战胜纣王以后就分封诸侯,分封的时候就要同时封赐物品——“分殷之器物”,就是把殷商王朝的器物,青铜器还有玉器等瓜分,分给各个诸侯作为分封的器物。

  蜀国在分封的时候也得到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是在我们的彭州(以前叫彭县)发现的——几十年前在彭县竹瓦街发现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的窖藏,里边就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就是殷商人的青铜器。西周胜殷商以后,把它们作为战利品分封给蜀国。这个青铜器(图21里的左图)是青铜觯,上面有“牧正父己”这几个字。“牧正父”应该就是商王朝的一个诸侯,他被战胜以后,西周就把牧正父这个家族的青铜器分封给蜀的诸侯,所以在蜀地发现了这个青铜觯。这个(图21里的右图)是青铜罍。

  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它绝不是中原文化的分支或者亚系。按照我们的观点,三星堆文化是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的古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一点是必须指出的。

  四、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

  我们来讲第四个部分:三星堆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和海外的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古代中国的地形是一个独立的地理结构,与国外的联系,陆路有西北、北方还有西南,另外还有海路,所以从这四个方向发展出了与海外的联系,这个联系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

  中国丝绸传播到西方,先秦时代的主要通道是南方丝绸之路,汉代以及以后从北方丝绸之路输往西方的丝绸当中,也以巴蜀丝绸为大宗;而从草原丝绸之路送往北亚的中国丝织品中,也多是巴蜀丝绸。古代从四川经过云南、贵州出域外,分别到东南亚、缅甸、印度、阿富汗、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地中海地区,这样一条国际交通线,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者是“西南丝绸之路”,一般简称为“南丝路”。

  南丝路的线路主要有西、中、东三条。西线是历史文献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对外交流线路“蜀身毒道”。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的对外交通线路的名称就是“蜀身毒道”。它从成都经过云南,出缅甸,到印度、巴基斯坦,再经过中亚、西亚到地中海地区。这是西线。那么中线是从四川经过云南到中南半岛,一直到东南亚地区。东线是从四川经过贵州、广西、广东到中国南海。一共这三条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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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示意图(图22)里可以看到,从成都三星堆遗址,一直往西南走,跟着红线到密支那,然后再往西去。中线是四川到云南大理,然后往东南走,一直到河内,到中南半岛。东线是四川、成都,一直经过贵州,然后到广西,再到广东,然后到南海。这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三条主要线路。当然,在三条主要线路中间还有很多的支线,它们共同组成了巨大的交通网络。

  南方丝绸之路纵贯亚洲,直抵欧洲地中海区域,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历史最悠久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之一。

  南方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过西南地区同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及欧洲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互动的载体,曾经在古代中外文明交流与互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将焕发青春,展示旺盛的生命力,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嫘祖与中国丝绸的起源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先看嫘祖与中国丝绸的起源。我们四川丝绸在历史上一直是很富盛名的。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之一。古代文献记载,黄帝的元妃嫘祖“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就是说,嫘祖发明了蚕桑,然后用蚕丝来制作衣服,来供天下之人享用。所以,历史上一直把嫘祖称为中国蚕桑丝绸的祖先。据研究,嫘祖的故里在我们今天四川的盐亭县,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予以证实。

  早在黄帝时代,通过嫘祖氏族与蜀山氏(蜀山氏在今天四川茂县的叠溪)的结合,促成了蜀山氏从饲养桑蚕到饲养家蚕的重大历史性转变。桑蚕和家蚕是不一样的,桑蚕是野蚕的一种;野蚕有很多种,其中只有桑蚕能够转化为家蚕。

  蜀山氏从饲养桑蚕到饲养家蚕,这是一种重大的历史性转变,由饲养桑蚕的蜀山氏就演变为饲养家蚕的蚕丛氏。“蚕丛氏”这个名称很有意思。夏商时期古蜀王蚕丛在成都平原“教民养蚕”,就引发了巴蜀丝绸的起源和演进,这在中国蚕桑丝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

  商周时期,古蜀的丝绸制作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我们说过,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它头戴的花冠、身穿的长襟衣服上所饰的各种各样起伏的花纹,表现的就是蜀锦和蜀绣。我们可以看到(图8),大立人身上有起起伏伏的花纹,包括龙纹还有一些花纹。这个(图9)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衣服上都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些花纹都很繁复、很精美。

  今年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继首次发现丝蛋白以后,又在八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残片上发现附着的丝绸实物残留,经纬组织非常明显,表层有一层类似于涂层的附着物。这个丝绸实物残留尺寸是1.8×0.8厘米,是目前三星堆发现的最明显也是最大面积的丝绸残留物。

  科学家对1986年出土的一二号坑的纺织品残留做了排查,在放大了30-200倍后,发现13种器类、40多件器物上都有丝织品残留,还在其中的青铜蛇上,发现平纹以外的斜纹,非常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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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截图(图23),丝绸残片的截图。黄色的是一种涂层,黑色的部分是丝绸,至于黄色涂层和黑色涂层到底是什么关系,黄色涂层涂的是什么,科学家还在进行文物与化学的研究分析。

  这就表明,在三星堆文化时期,不但三星堆的丝织工艺和丝绸的使用已经普遍存在,丝织工业达到很高水平,而且丝绸已经成为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重要象征和物化体现,同时表明丝织业已经是三星堆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相当高的地位。丝绸不仅普遍在使用,而且成为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重要象征和物化体现,这一点很重要。

  丝绸不仅是作为服装来使用,同时祭祀时在使用,这体现了什么呢?祭祀体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什么意识形态呢?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丝绸体现的是三星堆的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丝绸这样贵重的物品包裹在重要的器物上面,就表明它的高贵。

  我们从西方历史上可以见到,在西亚、近东地区常常把中国丝绸制作成旗帜,这个旗帜就表现了它的政治权威。在三星堆六号坑发现的一个木箱,木箱里是空的,但是通过研究发现其中有着丝绸的痕迹,所以专家们怀疑里边装了丝绸。我在想,是不是里边装了旗帜呢?一个国家,这么一个高的神权政体,它可能有自己的一种象征,那么这种象征或者一种代表可不可能是一种旗帜呢?就相当于后来的国旗、军旗一样,是不是一种旗帜呢?因为在西方的古代都有这样一种旗帜,我们中国古代从汉代以后可以看到,作战的时候都有旗帜——旌旗。三星堆文明这个时候有没有呢?这个木箱里边装的是不是旌旗呢?这当然要通过今后的研究来探寻答案。我这是第一次提出,它可能是旌旗一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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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在上世纪70年代,在成都交通巷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戈,青铜戈内部的图案是以一个作屈曲蠕动状的家蚕为中心,就是最上边这个图(图24里的1)。中间是个蚕的样饰,四周分布的小圆点可能象征蚕沙或者桑叶。这就表明在西周的时候养蚕已经很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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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在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青铜壶上,这个青铜壶有三层图案(图25),在上层的图案,右边是一幅采桑图,有很多妇女在采桑叶,这就表明了当时成都蚕桑的盛况。

  考古学在渭水上游,现在的宝鸡附近,发掘的西周前期古蜀人弓鱼氏的墓葬内,也发现了古蜀的丝绸和蜀绣。

  到战国时,蜀锦就已经蜚声国内,销往各地。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等地,楚国的墓葬里出土的大量的精美织锦,根据专家的分析,就是成都生产的蜀锦。

  而在新疆发现的从汉代到南北朝和唐代的织锦的大多数是蜀锦,这是毫无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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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蜀锦的复制品(图26),大家看到,这个复制品非常精美:图案里有对鹿对兽,两个兽像两两相对,还有两个人两两相对。

  而且最奇妙的是,在前几年,在金牛区天回镇老关山,西汉墓地出土了四部蜀锦的提花机模型,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完整的西汉时期的织机模型(图27),它的先进性独步于当时的中国纺织界,而它的纺织技术明显的是继承了先秦蜀锦而来。这提花机是制造蜀锦的,这对研究蜀锦的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对比联系起来看,毫无疑问证实古蜀丝绸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它的先进性。

  (三)古蜀丝绸与丝绸之路的开通

  早在商周时期,古蜀地区就初步发展了与印度的陆路交通,古蜀的丝绸通过上缅甸(缅甸的北部)以及东印度阿萨姆地区传播到了印度和中亚、西亚,以至地中海地区,这条国际贸易线路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由此引起了丝绸之路的开通。

  古蜀地区销往南亚的代表性商品是丝绸。根据《史记》和《魏略》等的记载,蜀地商贾曾经前往身毒(也就是印度)从事长途贸易,贩运“蜀物”。张骞在大夏(现在的阿富汗),看见大夏人从印度买回的蜀布和邛竹杖。大夏人“往市之身毒”,在身毒“得蜀贾人市”,在印度的市场上有蜀人在那儿做买卖。“市”是交易的意思,不是市场。

  古蜀人直接在印度做买卖,这说明从四川、从成都到印度的交通线路是通畅的。这也表明蜀身毒道的贸易是畅通无阻的直接的远程贸易。

  (四)古蜀是丝绸之路的动力源

  《史记》记载的张骞在大夏所看见的“蜀布”,其实很可能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张骞在大夏所见贩自蜀人在印度销售的“蜀布”,梵语称为cinapatta。这个名称是成都丝绸从阿萨姆传播到印度广大地区以后,为印度所接受的阿萨姆语言对丝绸的称呼。

  印度前考古所所长乔希(m. c. joshi)指出,在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的丝绸,而印度的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正是在语义上替代了黄麻(patta)的中国的黄色丝绸。

  汉代扬雄的《蜀都赋》,说蜀地生产的“黄润细布,一筒数金”,黄润有可能是指黄丝织成的丝绸。我们四川生产的丝大多是黄丝,直到清代,从四川运到缅甸和印度的生丝也大多数为黄丝。

  黄色丝绸、黄色蚕茧丝织品是湿婆神所喜欢的东西。印度教里湿婆神的出现年代至少是在公元前1500年以前,这个时候正值三星堆文化时期,那时古蜀与印度已经发生了丝绸贸易关系,最早开通了丝绸之路。当然,关于这点,论证很复杂;我简单说一下结论,做论证太复杂了。

  考古学家在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发掘的亚历山大城一座堡垒里曾发现大量的中国丝绸。根据研究,这批丝绸是经过南方丝绸之路,由“蜀身毒道”转运到中亚的古蜀丝绸。阿富汗的喀布尔正当南方丝绸之路要道,这批丝绸出现在那里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已故的南亚研究泰斗季羡林先生指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的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通过缅甸又输入印度的丝的来源地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季先生的意思是说,中国输往缅甸和印度丝绸的来源就是成都。他的这个结论和三星堆的发现是一致的。

  由此看来,先秦时期成都丝绸的西传,应当或主要是从蜀身毒道西行的。

  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初始点和发源地,有其客观的条件和原因。正如考古学大家苏秉琦先生在他的专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论述的那样:“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

  正是四川古代文化的“龙头”地位,决定了古蜀地区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源头。

  南方丝绸之路在国内形成了我国西南及南方地区的巨大交通网络,在国外则与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中亚、西亚连成一个更大的世界性的交通网络,它是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紧密联系起来的国际交通线,也是欧亚古代文明相互联系的纽带。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这一巨大的纽带,古蜀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联系起来,互动交流,由此奠定了古蜀文明在世界古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而三星堆文化正是古蜀文明辉煌成就的具体体现。

  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问答

  提问:三星堆是没有文字出土,是吗?

  段渝:目前为止三星堆发现了几个符号,在我们中国其他地方早期的文字符号里大多数都有这样的一种符号。是不是文字呢?还有待我们的考古发现。所以现在还不能说三星堆有没有文字。最新这次考古发现,考古者、发掘者最期望看到的就是文字的出土,现在看来好像还没有这样的迹象,不过这并不影响三星堆文化的辉煌成就。因为什么呢?在世界最初的古代文明当中,不是每一个古代文明都有文字。

  比如说,印度河文明也发现了一些符号,但是它们是不是文字呢?专家们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或者最大多数的意见认为,印度河文明里发现的这些符号和天文历象有关系。而在美洲,秘鲁文明是个辉煌的文明,里边也没发现文字。所以,最初的文明不管是不是有文字,并不影响文明的辉煌成就。但是,文明向深部发展,到了更高的境界以后一定会出现文字。比如说,我们古蜀地区到了春秋战国,就有巴蜀文字出现。文明发展到了另外一个高度,必然会有文字出现的。

  提问:为什么三星堆的文明对后代没有影响呢?以后的那些中原文明好像都不像三星堆似的?

  段渝:三星堆的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物质文明实际上对后代是有影响的,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的蜀人的巴蜀文化的青铜器里,可以看见三星堆文明的一些影响。而三星堆文明最重要的是精神因素,精神文明构筑了或者是成为蜀人思维的一种象征、一种奠基。蜀人的形象思维在三星堆里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到了汉代,大家可以看到,司马相如、扬雄,这些大文学家他们一些高度的想象力,这正是对三星堆文明的高度想象力的继承。三星堆文明对后代的影响是很深的,包括对后来的一些大师文化,包括对礼、兵还有对其他的一些,都有影响。所以,三星堆文明是影响非常深远的,不光是在古蜀时期,而且在全国都可以见到其影响。

  丝绸方面,我们知道三星堆文化的蜀锦、蜀绣,而后来的云锦、宋锦、壮锦,都是在蜀锦基础上进行发展创新的,这是三星堆对中国的丝绸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点是你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通过研究分析可以说明这些问题。

  提问:考古中,文明和文化的界定上有区别吗?有的叫做文化,比如说良渚文化;有的叫文明,如玛雅文明。

  段渝:在这个方面,文化和文明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一般说来,文明是在更高程度上的一种文化。考古学上的文化主要是指一种物质文化,在这种一般的物质文化之上出现了青铜文化,那就可以指文明。所以,考古学上界定文明,过去不是说有几个大的指标嘛:一个是城市,一个是金属器,一个是文字,还有大型的建筑。这四项指标是考古学上对物质文明的一种界定,它和一般的文化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是,“文化”这个词,它用的范围更广了;文明是在更高程度上的一种文化。

  提问:三星堆的青铜技术跟西亚有没有关联?

  段渝:我刚刚说过了,三星堆的青铜器是自成系统的,它采借了西亚文明的一些要素,比如说三星堆的黄金面罩、青铜雕像这样的形制,这样的形制在我们中国古代是没有的,这样一种文化形式可能是对于西亚文明的一种采借。

  提问:三星堆发现的文物被乱埋在坑里,有什么解释吗?

  段渝:考古学界基本上认定这是一种祭祀的产物。把这些青铜器、大量象牙、海贝、玉器用来祭祀,祭祀祖先、祭祀神灵,祭祀以后就把它们焚烧,焚烧以后再倒入坑里,这叫遥祭。遥祭就是通过焚烧,焰火直达上天,用焰火直达上天表示对上天说“我们已经在祭祀你了”、对祖先说“我们在祭祀你”这样一个意思。

  提问:三星堆人是古蜀人的祖先吗?

  段渝:三星堆人肯定是古蜀人祖先的一部分,因为古蜀人是一个很复杂的民族群体。三星堆人的主体部分有古羌人,也有濮越人,它是一个民族的复合体,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它是多种族群组成的一个民族集团。从三星堆一直到西周加入了长江中下游其他一些人的群体,逐渐混合成了古蜀,所以这个民族是不断复合的,也可以叫做多元一体化。

  提问:三星堆地处广汉,丝绸以成都为中心,古蜀迁都成都是不是意味着古蜀文明从巫师文化向世俗文化的转变?

  段渝:商周之际,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同属于古蜀文明。在三星堆时期,三星堆是古蜀王都,成都是古蜀的次级城市;这时的三星堆和成都是同一个文化。三星堆是一种神权文明。到了西周,古蜀是一种王权,是以工商业为主的这么一种文化。不是说以世俗文化取代了巫师文化;西周时期的古蜀人杜宇王朝,仍然有三星堆文化的影响。旧的文化的影响逐渐在缩小,而新的文化不断地壮大,逐渐过渡到以人为主、而不是以神为主这么一种文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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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渝:揭秘三星堆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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