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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疫情后的世界与“中国制造”地位的中长期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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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疫情后的世界与“中国制造”地位的中长期前景-世界杯买球攻略

施展:疫情后的世界与“中国制造”地位的中长期前景
2020-05-25 09:54:29
来源:钝角网 作者: 施展
关键词:全球化 点击: 次 我要评论
短期来看,几年之内,中国经济的表现有可能比西方更加亮眼,三五年之内,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但是,把视野拉得稍微再长一点,以20年为单位的话,中国的问题就来了;中国真正的麻烦有可能在20年后,而不在未来三五年。但是刚刚说的一切,都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还不是绝对会出现的一种现实性。而这个可能性是否一定会现实化,至关重要地取决于中国跟西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究竟会被破坏到什么程度,还是会逐渐被修复?

   (本文为5月13日“共识国际讲坛”施展教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讲座原标题为“疫情后的世界”)

  开场介绍

  周志兴:大家好!施展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施展老师,我一直觉得中国有很多教授,也有很多知名教授,但是中国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学者也一样,年轻的学者会代表中国未来的前途。在年轻学者里,我一直还是很推崇施展先生的。我不多说了,下面请施展先生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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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教授施展

  施展: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下,本来说是“疫情中的世界”,结果被我改成了“疫情后的世界”。疫情到现在也没有结束,我们一定是先讨论疫情当中是什么样,然后基于疫情中的一系列发展过程,我们来进一步构想一下疫情后可能会有怎样的变化路径,以及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在其中所应处的位置。

       今天的讲座分为几个部分。先说一下关于疫情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的总体判断,然后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展开疫情对于中国的影响。从一个角度来说,疫情相对而言是短期的,当然有可能会持续两年多,但是两年之后,疫情很可能也就过去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疫情是相对短期的,对中国来说,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两年并且还有可能持续若干年的事情就是贸易战。疫情只不过是在贸易战之上叠加了一些新的变量。而且疫情对所有国家的冲击都是差不多的,只是不同国家的节奏可能有所区别而已。贸易战是专门对中国的一种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讨论贸易战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疫情对于制造业的影响、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实际是从属于贸易战这个大背景的。

  之所以我们要花很大精力讨论贸易战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原因在于今天所看到的中国在世界上所拥有的影响力,中国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等等,实际最底层的动因都在于中国今天在经济上所拥有的这样大的对于世界的力量。中国在其他层面上,如政治层面、意识形态层面、观念层面,等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实际跟我们的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完全是不匹配的、不成比例的,所以我们要从经济角度出发。而从经济角度出发,很核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因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或者说中国经济拥有的地位主要是源自于中国的制造业所拥有的强大能力。

  说完疫情和贸易战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之后,我们会进一步探讨一下,中国制造业所形成的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在世界上究竟是怎样的结构上的关系。这些都讨论完之后,我们最后可以做一点对于所谓疫情后的世界秩序的畅想。我在讲解过程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留言提问,我们可以随时探讨和互动。

  疫情对“中国制造”的冲击不大

  这次疫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变化,我做了总体性的判断,首先中国经济肯定会遭遇重创——这个也是因为全球经济遭遇重创——虽然遭遇重创,但是要做出的一个判断是,中国的制造业并不会出现什么实质性转移,这是判断之一。判断之二是,疫情之后全球化有可能会陷入一种精神分裂状态,所谓精神分裂就是,一方面经济层面全球化仍然继续,但是政治层面的全球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退缩。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和政治全球化的退缩之间会形成很多摩擦、矛盾和张力,这些摩擦、矛盾和张力是我们接下来讨论国际政治问题、分析国际秩序演化路径所必须要考虑、必须要去讨论的背景和前提。但是我们刚才所谈的经济究竟会怎样,制造业是否会实质转移以及全球化陷入精神分裂之后,经济和政治在全球化上的走向会出现巨大的张力、矛盾,所有这一切在未来究竟会怎样发展、怎样演化,在相当程度上,其具体走向又高度取决于中国的选择——中国会怎么判断,进而会怎么抉择。这是总体判断,在这个总体判断之下,我来说更具体的一些分析。

  从疫情角度,我们看一下对中国的影响。此外,我刚才谈到了更长期的状况是贸易战背景以及制造业,我们最近这两年一直在关注制造业,疫情之前中国讨论更多的就是中国制造业转移的问题——说完疫情影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先说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肯定会遭遇重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刚才我也说了,制造业不会出现实质性的转移/移出。中国经济遭遇重创的原因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在2、3月份的时候,或者说一直到3月中旬以前,主要原因是中国自己的经济停摆,但是到3、4月份,世界经济停摆。而全球各国彼此之间在经济层面上高度相互依赖,不仅仅在消费、贸易层面上,在生产层面上也是彼此之间高度相互依赖,达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全球各国之间在贸易结构上,有70%以上的贸易都是制成品贸易,70%以上的制成品贸易就意味着全球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在当时我们所说的全球化,主要是有限全球化,就是各国之间消费的全球化;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数据正好反过来,全球绝大部分产品都变成了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看贸易结构就知道——2018年的时候,贸易结构是各国之间70%以上都是零部件、半成品贸易,就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是横跨多个国家才完成生产的。这就会带来一个结果,2月份以及3月上旬,中国停产,导致外国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正常生产,因为依赖于中国这边的很多工序。到了3月下旬、4月份、5月份,外国停产,反过来使得中国也没有办法生产。打个比方,可以这么理解,20世纪90年代,全球各国贸易70%以上都是制成品贸易,就意味着,当时比如你们国家生产汽车,我们国家生产计算机,他们国家生产脸盆,彼此之间都有相互的需求,于是大家就可以贸易起来;但是到了今天,整个逻辑变化了,比如汽车生产中有十个环节,你们国家生产三个环节,我这儿生产四个环节,他那儿又生产另外三个环节,咱们加一块,共同完成汽车生产,同样,你这儿生产计算机的两个环节,我这儿生产计算机的五个环节,他们生产计算机的三个环节,咱们加在一块完成计算机的生产,国与国之间在生产层面上也高度相互依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停产,外国相当程度上也没有办法正常生产,同样,外国停产,中国这边也没有办法很顺畅地生产;当然,中国在这个环节上可能掌握得更多,比如一个复杂产品有可能一百道工序、一百个环节,在中国这边可能占了70%,七十个环节,发达国家占15%的环节,其他国家占15%的环节,有可能类似于这种。看上去似乎中国对外部依赖不那么大,外部对中国的依赖更大,实际上一个产品线上完全生产出来,一百道环节,差一道都不行,所以会形成高度的相互影响的结果。我看到有朋友说70%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倒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跨国公司内外部贸易都有,但即便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毫无疑问也是跨国的,只要是跨国的,意味着一个国家停产,那么属于同一个跨国集团旗下的生产线,即便在另一个国家,其生产也会遭遇到严重的问题。外国经济停摆,于是外需大幅减弱,这几重原因加在一块,导致中国经济还是会遭遇到重创,但是对这种遭遇重创,我们还是得分成几个角度来说。

  一个角度是跟那些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主要在制造业层面上占优势,虽然如此,但是——可能有些朋友最近看到我写的一些文章,我在指出——中国不能把供应链武器化,所谓供应链武器化就是拿我们的生产能力、供给能力来要挟别人,如果你一旦要挟别人的话,有可能后发国家没有什么办法来应对你,但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它是有可能有能力来应对的。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有可能重建某些环节——具体重建哪些,我们到后面再说。在这样的领域有可能形成中国跟世界之间某种平行的生产体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不是我们现在在网上通常看到的样子,会是另外一个路径,我们到后面再展开说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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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

  而跟那些新兴市场国家、不发达国家相比,人们很有可能会发现中国的优势。在疫情爆发初期,中国这边遭遇重创,经济停摆,很多人都在哀叹制造业很有可能因此彻底移出中国,往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移,但问题在于,这种有大规模传播性特征的病毒——如果没有大规模传播性特征,中国内部也不会引发严重问题,一旦有大规模传播性特征,中国内部会引发严重问题,同样大概率也会传播到其他国家——只要传播到其他国家,很可能人们很快又会发现,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对这些疫情的应对能力还不如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把生产放在中国可能会有风险,但是放在后发国家同样也会有风险,它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可能还不如中国。那么,在疫情之后,可能有一些生产制造业就会再回流到中国。我们最近已经可以看到相关新闻了,有些迁移到后发国家的制造业又迁移回了中国。

  印度和越南都无法成为取代中国的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传动轴

  我在讲座一开始做总体判断的时候就谈到,我们要看到,疫情即使维持时间很长,两年时间就算比较长了,两年之后,大概率疫苗就出来了,只要疫苗出来,这个事情基本就过去了,所以这个还算是一过性事件,真正对中国影响比较长期的是两年前就已经开始的贸易战。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对这个影响更加长期的问题的讨论。疫情是对贸易战的叠加。

  有朋友说,做生意为什么要要挟呢?毕竟客户是你的衣食父母。如果仅仅是当成生意做,这个事就好办了,问题是,有人不想拿它简单地当成生意来做,因为那个生意不是他在做,此时要挟的可能性就出现了。

  回到贸易战的问题上来,贸易战在两年前就开始了,我们看到很多说法,都说特朗普上台之后,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有可能因此不保,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有可能就丧失掉了,主要的全球工厂、主要的制造业中心有可能从中国逐渐转移出去。那么谁会是下一个世界工厂呢?最主要的两个候选国、最常被人们提到的两个候选国是印度和越南。我们分析疫情之后的世界,假设疫情持续两年,到那时候贸易战就持续四年了,我们就要看,有可能持续三到四年的贸易战到那时对中国经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两个最常被人提及的世界工厂候选国印度和越南,对中国的实质性替代能力究竟有多强?插一句对网友问题的回应,关于贸易战与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战里当然有很强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不仅仅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征税是征在很多产品上的,很多跟知识产权保护没关系的产品也被征了很高的关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关于两个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候选国印度和越南,去年夏天我出去对这两个候选国做了比较深入的调研。熟悉我研究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在前年出了一本书《枢纽》,里面谈到了因为中国这边特定的经济能力的崛起,带来一个效应就是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大规模往中国转移,转移之后,中国经济崛起带来全球经贸循环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跟西方之间是二三产业循环,西方第三产业是广义的第三产业,主要是创新产业、高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的广义第三产业;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之间主要是一二产业的循环,第一和第三产业之间没有办法直接形成经贸循环,因此全球的经贸循环形成了一种双循环关系。在这个双循环结构中,中国是全球经贸循环要想有效运转起来谁也绕不开的中间环节,中国是枢纽。有朋友就误解,以为我说中国是枢纽,就是说中国因此成了全世界中心了,我说,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从谁是世界发展真正的发动机角度来说,中心毫无疑问仍然是美国,因为真正能够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作为发动机的国家,必须是能够带来内涵性增长而不是外延性增长的国家;外延性指的是量的扩张,内涵性指的是质上的发展和衔接,内涵性增长一定得通过创新才能完成,中国比较擅长的创新是从1到n的创新,而能够带来真正意义上内涵性增长的创新是从0到1的创新,这种创新主要还是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世界发展的中心、发动机,主要还是在美国,中国根本不是中心,差太远。但是你把世界经济比喻成一辆汽车的话,光有发动机,车是跑不起来的,还得有传动轴,把发动机的动力传导到四个轱辘上,车才能真正跑起来,今天中国就是这个传动轴。中国不是发动机,但是如果只有中国这一根传动轴,中国也在世界上具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所以我说,中国是枢纽——是在传动轴的意义上谈“中国是枢纽”。

  贸易战之后,很多说法说,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有可能不保,那就意味着有可能会出现下一个传动轴、下一个世界工厂,刚才我们谈到了主要两个候选国是印度和越南。我去年夏天出去做了调研,就想仔细研究一下,所谓制造业向外转移导致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不保,以及进一步有可能使得中国的枢纽地位彻底破产掉,这个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如果这种可能性真的成立的话,往外转移是怎样一个逻辑;对于中国来说,时间窗口还有多长;中国如果想做一种应对的话,可能需要怎么来做?想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就得到两个候选国里做实际调研,对这两个候选国,究竟去哪儿调研呢?印度和越南,我排除了印度,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把印度排除了,然后再解释我为什么到越南调研,到那儿都关注什么东西。

  种姓制度导致印度无法形成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

  为什么把印度排除?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印度的优势,比如人口结构很年轻,人口规模大,全球唯一能跟中国比人口规模的就是印度,甚至有可能用不了几年,印度人口规模就超过中国;人口年轻、人口规模大、劳动力价格便宜,印度又有发展型趋向,以及人们更经常提起来的,比如在硅谷有大量世界五百强的ceo都是印度裔出身,证明印度人向西方融入得好,有更好的地位等一系列优势。我们经常会谈论印度有十几亿人口,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市场,跟中国一样,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从它的劳动力市场意义上来说,十几亿人口是被切割成了几千个劳动力市场的,为什么?原因在于印度的种姓制度。我们平时所知印度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我们经常谈论的是这四大种姓,但是每个种姓下面还有大量的亚种姓,共分化出来几千个亚种姓,这几千个亚种姓在历史上是怎么分化出来的呢?实际上,都是在印度传统时代分化出来的,分化出来全都是因为职业。在古代印度,每出现一个职业,这个职业的人会被分化为一个新的亚种姓,几千个亚种姓就对应着几千种职业。在印度传统时代,一个村子里会有很多种亚种姓,也就对应着很多种职业,这些职业彼此之间相互配合,紧密咬合,这个村子就有效运转了,而且由于每个种姓是世代从事某个职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村子从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而言,运转会非常之稳定,所以传统时代的印度,整个社会结构化非常强,运转得也很稳定。但是要注意到的是,这几千个亚种姓除了有它的职业属性之外,还有一种属性就是它的宗教属性,宗教属性是什么呢?在印度教中,不同的亚种姓,他们的来世究竟会怎样,此世应该怎么做,他们在世间的意义、价值是什么,应该追求什么,等等所有这一切,宗教给他们的承诺全都不一样,这就会带来一个效应,就是没有办法用同一种激励制度来激励不同种姓的人。这就很麻烦。举一个很现成的例子,比如我访谈过的一个做重型机械设备的公司,也是国内一个很大很有名的公司,它到印度投资,觉得印度劳动力便宜、各种要素都便宜,并且说印度会是下一个世界工厂,得提前去布局、提前卡位,到那儿投资建厂,做重型机械装备,结果发现一个问题:城里有一个小伙子特别能干,又特别勤劳、特别肯学,这种人应该提拔,于是就把这个小伙给提拔成了小组长,问题来了,这个小伙是最低那个种姓首陀罗的,一旦他被提拔为小组长,他手下的工人会有倒数第二种姓吠舍的人,而对吠舍的人来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首陀罗作为自己的组长,所以一听说这个首陀罗要被提升为自己的组长,所有吠舍马上全都起来抗议、游行、罢工,坚决不能让首陀罗做他们的组长。最后,这个小伙就没法当组长,但是这个企业也就撤资了,觉得没法弄,在这种地方,要建工厂、招募大量工人,居然对能干的人没有办法有效地激励,对不能干的人没有办法有效地排除,这个经济还怎么搞?没法做,所以就撤资了。

  这是个简单的例子,虽然今天在印度宪法里已经规定种姓是不起作用的,印度宪法是不考虑任何种姓问题的,所有人一律平等,但是这仅仅是宪法里的规定,现实当中人们的行为逻辑,除非你完全不信印度教了——今天全世界不信教的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国——只要你还信那个教,你肯定相信首陀罗从为人的品质上,比你是低下的,当然不是说人品坏,而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品质;只要你还信那个教,你无论如何不可能让一个首陀罗来领导你。对于精英,对于社会当中受过非常良好教育的精英,他们这种种姓观念有可能相对比较弱了,但是绝大部分人的观念仍然非常之强。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工人怎么用?怎么激励?没法弄。

  为什么在硅谷会有那么多五百强大公司里的ceo都是印度裔呢?这个怎么解释呢?我还真是很好奇,就上网特地查了一下,我发现那些在五百强里当ceo的印度裔,绝大部分都是高种姓的,婆罗门、刹帝利这种高种姓,他一生出来,他的宗教就告诉他,你生来就是要做领袖的,你生来就是要做统治者的。这种人的自信心、对自己的期许本来就非常高,如果再受过良好教育的话,放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顶级精英,不只是印度精英,而且是世界顶级精英。这种顶级精英在五百强当ceo很正常。但是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工厂,仅仅有几个顶级精英能够控制大企业,这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成为世界工厂,大量底层民众必须能够被有效动员起来参与到现代经济当中,可是印度的底层民众一半多都是低种姓的,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印度要想发展制造业,是没有足够好的工人群体的,劳动力确实便宜,但是没有意义。同时,印度基础设施很差,政府效率很低,等等,一系列原因导致对印度作为下一个世界工厂这个事,我是完全不看好。

 

  融入自由贸易秩序的越南缺乏世界工厂所需的重化工业基础

  有朋友说贸易战的问题不彻底解决,产业链的转移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相反,产业链根本就没有转移,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谈的我在越南调研的问题。

  越南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下一个世界工厂的另一个候选国,刚才有人说产业链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我猜想这位朋友的论据之一,也是去年国内很多人都会注意到的,就是在2019年10月2日,三星手机关闭了它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家工厂,在广东惠州的工厂,把手机生产全都迁到了越南北部的北宁省,现在三星全球70%以上的手机都是在越南北宁省生产的。有朋友说,越南当量太小,不可能,然而,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大量的人都在讨论这种可能性,而且越南当量也未必那么小,越南有将近一亿人口,当年日本一度差点成为世界工厂那会儿,人口占世界的比例,比今天的越南有限大点儿。

  我们接下来说三星手机的问题,三星手机迁走了,于是很多人说,这就证明了中国手机业快不行了,手机业背后牵动着大量的其他衍生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中国制造业基本就玩不下去了呢?三星手机迁走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于是我到越南去,就很想了解一下三星手机迁走到底是什么概念。因为我前面说到过,2018年的时候,全球70%以上都是零部件半成品贸易,意味着复杂产品是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的,往越南的迁移,我直觉上认为,很可能跟我们通常所想象的迁移不一样;到底是什么概念,我要到越南去调研一下。结果在越南三星手机工厂就注意到,每天下午四点都有一些卡车开过来卸货,卸下来的都是手机配件,这些手机配件哪儿来的?都是头一天下午四点在广东珠三角装车,第二天一早到了广西凭祥的中越陆路口岸,在那儿通关,通关之后,当天下午四点运到了越南北宁的三星工厂,每天如此。有朋友谈到了越南政治改革,说不利于外资引进,这还真不是,一会儿我们再谈越南改革问题以及越南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问题。

  三星手机的运输每天都是如此,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三星手机往越南迁移,但实际上上游仍然对中国供应链有很大依赖,在越南那边很可能主要是组装环节。可是究竟从中国往越南运的这些产品,量有多大?这些涉及配件的量规模有多大?我想把这个再搞清楚,但是没有能够访谈到三星高层,这个具体数据没有拿到。于是我以另外一种方式“曲线救国”,找到了一些答案。我跑到了广西凭祥的中越口岸,调研了当地的物流商,如果知道这些物流商每年运货的量,大致就可以推算出来。我访谈到了几家物流商,其中有一家就是专门给三星的供应商做物流的,它所运的东西是手机屏幕上的玻璃,还不是屏幕本身,不包括底下的液晶板,就是玻璃,并且它所服务的供应商还不是三星太大的一个供应商,是一个中等偏上规模的供应商。仅仅是运送手机上的玻璃,这个物流公司每年运的货的价值,大概是几亿美元。我就问这个物流老板,我说你们运的这个东西,占从中国运过去的总的货值大概多少呢?他说:这个具体比例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可以清晰无误地告诉你,我这几亿美元,在运过去的总的手机配件里占的比例非常之小。那就意味着配件总值至少得是一百大几十亿美元,其中几亿美元才能谈得上非常之小。由此可以看到,三星手机往越南转,实际上对上游的中国供应链仍然有很深的依赖和需求。

  我又有另外一个间接的例证,生产手机的声学系统的一家中国公司,本来是在中国的,也到越南去设了厂,于是我去越南之前,在中国先去拜访了这家公司,想听他们给我讲讲他们到越南设厂的考虑,以及跟中国这边厂的分工是什么。他们说,到那边设厂,首先是三星有要求,所以他们就需要过去设个厂。我说,你们最终是否会全都迁过去呢?国内厂是否太贵了,不划算了,最终也就不在这边干了?他们说:不行,我们做的声学系统,如果要对零部件做一些处理的话,越南根本干不了,所有这些环节必须放在中国来干。这些零部件处理完之后运到越南,在越南工厂组装,声学系统本身也需要组装,在越南工厂完成组装,组装完成之后再运回到中国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再运回越南卖给三星,来来回回这么折腾——当然来回进口出口两边都有退税,所以物流成本可以cover(抵销)掉——来回折腾时间成本高,还是要这么做,意味着在越南当地能做的东西很有限,所迁过去的就是手机当中最终的组装环节。手机是高技术产业,但是高技术产业当中并不是所有生产环节都是高技术环节,它的低技术环节就迁到越南了。我在越南做的一系列调研当中,各种行业的人普遍给我反映,越南技术水平太低,只能做那些最初的低技术环节的东西,高技术的是搞不定的,仍然依赖于中国或者其他地方。

  刚才说的手机产业是这样,而手机产业还算是高技术产业——尽管在越南完成的是低技术环节——那么一些纯粹的毫无疑问的低技术产业怎么样呢?我在越南访谈到了一些低技术产业,比如制鞋业、家具业,访谈结果也很有意思。比如家具业,我说,你们什么东西能完成本地采购?什么东西对外有需求?他们跟我讲,做家具的时候,木头这种板材越南本地有很多,而做沙发的时候需要皮革,皮革就得到中国采购,沙发里需要海绵,也得到中国采购,需要五金件,一半多也要到中国采购。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夹板什么的,也都需要到中国采购。最离谱的是,他说,家具生产完之后得包装,在越南本地可以采购到包装箱,但是生产包装箱的厂家,在生产包装箱的时候得用纸板做纸箱,纸板得到中国去采购,然后运到越南以后加工成包装箱,越南的加工环节真的没什么技术含量。到了这个程度就很让人吃惊了。一旦你把这些很具体的过程挖掘出来的话,你会发现:越南要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事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有人问我,说越南会不会重复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故事?很快就涉及这个话题了。有人问,为什么到越南进行组装?有一系列原因,一会儿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涉及。

  前面有朋友提到了越南规模太小,无法替代中国;规模这个事我们要具体来看一下,它的规模是怎样小或者怎样不小的。从它的gdp来说,2018年越南全国gdp是2425亿美元,放在中国是什么概念呢?跟中国这边的城市进行排行,越南全国跟中国的城市排行,越南只能排在第八,介于苏州和成都之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越南确实很小。虽然越南人口规模不小,2018年的时候9600多万人,而且人口增长速度很快,两三年之内就会突破1亿,但是它的gdp确实很小,还没有苏州大。不过,越南有另外一个东西很唬人,就是对外进出口,2018年进出口总额是4800多亿美元,这就很夸张了,对外贸易依存度几乎是200%——48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除以2425亿美元的gdp。这48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里,70%以上都是由外资企业来完成的。还有一个数据,通过这么大总额的进出口,最终实现的贸易顺差是60多亿美元,拿顺差除以它的进出口总额,称之为顺差率的话,顺差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几,而且我查了过往五年的数据,百分之一点几在五年里已经是最高的了,更早的时候只有百分之零点几,这几乎不赚钱,赚得非常之少,是纯辛苦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越南要想取代中国,是很难的。刚才谈到最重要的两个候选国,印度被排除了,另一个就是越南,如果越南也做不到的话,其他国家基本都做不到了。东南亚跑一圈,新加坡太特殊,把新加坡搁在一边,除了新加坡之外,整个东南亚其他所有国家,按东南亚标准来说,越南人确实是最勤劳的。刚才有朋友说到越南人很懒散,那是按照中国标准来说的。按照中国标准来说,全世界谁都很懒,只有中国人这么勤劳,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很悲摧,中国人几乎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为了挣钱可以只要工作不要生活的人群。越南人根本做不到这样,他们是一定要生活的,但是按照东南亚标准,越南是最勤劳的了。如果越南都做不到的话,其他东南亚国家就更做不到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更加没戏了,因为其他东盟国家比越南还要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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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上的中国工人

  从越南贸易的一系列数据就能看到,它做的是非常粗糙的出口加工产业,从这个意义来说,要说它能替代中国,这个事情很不靠谱,现在根本做不到。有朋友提出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二十年前就是这么过来的,越南二十年之后会不会成为中国现在这样?二三十年前中国也是只能做这种最简单、最初级的出口再加工,利润率非常之低,就是赚纯辛苦钱,但是过了二十年中国就成为世界工厂,为什么说越南没有机会像中国这样成为世界工厂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得回答。我在越南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事做不到。有朋友又问,为什么是要单独一个国家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分散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难道不行吗?我们后面都会谈到,确实不行,后面我谈中国供应链成长问题的时候会谈到这个话题。我们先把越南为什么无法复制中国之路这个问题谈一下。我们要看中国从粗加工到成长为世界工厂,有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要成为世界工厂,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你得有自己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你得有自己的重化工业。因为重化工业相当于制造业当中的基础设施,如果没有自己的重化工业,意味着很多原材料、机器你自己都不能生产。没有重化工业并不妨碍你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发展很好,因为你到别的方面去寻找你的比较优势,只要把你的比较优势发展得足够好,能够足够放大,你就能玩得转,所以没有重化工业,不妨碍你能发展得很好,比如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什么重化工业?但是它照样很富裕。在这种情况下,它想有效发展的前提是必须得跟另外一个或者几个有重化工业的国家的经济之间形成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比如澳大利亚的经济跟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经济之间有种嵌合关系,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就好了,可以发展得比较富裕。但是你要说成为世界工厂,这个事你就不要想了,你可以发展得很富裕,但是不代表你能成为世界工厂。为什么我说越南不能成为世界工厂,就因为它没有自己的重化工业。问题来了,二十年之后,难道越南发展不起来它的重化工业吗?答案还是发展不起来,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重化工业的产业特征,你会发现,它的产业特征跟后发国家所有的比较优势都是反着来的。

  具体来看,首先,重化工业都是高资本的,投资规模非常之大,而后发国家的特征是资本匮乏,反着来的。其次,重化工业都是一些很成熟的产业,成熟产业意味着它的利润率很低,早就回归到平均利润率了,远不如新兴产业的利润率高。重化工业高资本、低利润,就意味着投资回收周期非常之长,这种情况对于资本匮乏的国家而言是非常不利的。还有,从重化工业的投资规模而言,是低就业,跟其他轻工业相比,吸纳就业的能力远远低于轻工业。

  综合来看,后发国家的特征是劳动力富余、资本匮乏,重化工业的产业特征和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对照,全都是相反的,所以就会带来一个结果,纯粹依靠市场过程的话,后发国家无法内生性地长出来重化工业。后发国家如果想有自己的重化工业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国家扶持,国家强力扶持、强力催肥,把重化工业催出来。

  刚才有朋友提到了韩国有自己的重化工业。韩国恰恰就是靠政府强催出来的,我们去看一下韩国战后的经济史,会发现国家花了多大精力扶持它的财阀。而这么强催的话,跟比较优势都是反着的话,一定会严重扭曲要素价格,带来国民财富的大量浪费、福利的损失,等等,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从国家角度来看,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安全问题,从安全角度出发,刚才说的那一系列福利损失等,又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发现,韩国、日本在安全焦虑驱使之下,依靠国家对财阀的强力扶持、强力硬催,硬把重化工业扶持起来了。韩国、日本都是财阀模式;中国这边是靠国企,也不是很市场经济的一个办法,发展起来了重化工业。

  再来看越南,越南是否有机会由国家对重化工业强力扶持硬催起来呢?答案还是做不到。为什么?越南之所以发展得很不错,很多国家的资本、制造业都在往那儿跑,原因是它的贸易条件非常之好,跟美国的贸易关系距离自由贸易差一点但也差得有限,跟欧洲已经完全达成了自贸协定,跟很多国家的贸易条件都非常之好,都是准自由贸易,贸易条件如此之好,从它那儿出口是很划算的。这意味着什么?美国人、欧洲人愿意带着越南一块玩,让它加入自己的自由贸易圈,前提是,越南必须得走自由市场经济道路,如果不走自由市场经济道路是不会获准加入自由贸易圈的;只要你转为靠国家硬扶持、硬催肥的办法,变成被称为广义的统制经济的话,走这种国家主导经济的路线,西方是不会带你加入自由贸易秩序的,直接把你踢出去了。越南一旦要靠国家强力扶持发展它的重化工业,一定会被踢出来,它那么好的贸易条件也就没有了,其他制造业也就不想往那儿转移了。所以,面对这种情况,越南是没有办法靠国家强力扶持发展的。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可以发现,越南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也正在甩卖,几年前还有几万家国有企业,大规模甩卖后,到2018年时,只剩下一百多家,而且剩下这一百多家仍然还要甩卖,完全在往自由市场经济方向转型。这样,越南才能够获得西方接受。越南成为一个往自由市场经济这个方向在走的国家,西方可以带它玩,通过带它玩,鼓励它更进一步往这个方向走。

  有人问,韩国、日本不是一样在和美国玩吗?之前也有人提出这个疑问,为什么当年韩国可以那么搞重化工业?为什么今天越南就不可以那么搞?原因在于时代不一样了。当年为什么韩国、日本可以那么搞呢?因为那个时代是冷战时代;在冷战时代,政治问题是第一优先级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要为政治让步。当时对美国而言,韩国虽然在大规模扶植财阀,不够自由市场经济,但无论如何都比朝鲜强,因此美国可以容忍。而今天是后冷战时代,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在后冷战时代,经济路线选择问题是政治上如何站队的一个根本表现,如果你走国家主导经济的路线,就意味着你政治上不会跟西方站在一块了,西方会直接把你踢出去。一旦越南被踢出来的话,就意味着它必须独自面对中国,这对越南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跟中国是否表达善意没有关系,只跟两国之间在体量上绝对的差距有关系。独自面对中国这事对越南来说太可怕了,它必须抱一个大腿,要抱大腿就必须是自由市场经济;只要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意味着它在重化工业上没有机会了。

  美国会不会帮助越南应对中国呢?当然会,但是它最重要的帮助越南的手法是,帮助越南加入自由贸易秩序,这种帮助实际是一种政治性的帮助。对于越南来说,如果它不跟美国自由经济秩序、自由市场秩序玩的话,独自面对中国,它有巨大的安全焦虑。从国家层面来说,安全问题是要考虑的第一问题,对越南而言,这个安全问题,它独自面对中国的时候是不可能化解的,因为规模差得太大了;所以,它就必须和美国站在一块,只要和美国站在一块,就意味着重化工业这事它要放弃掉。这个事放弃掉,越南依然能够发展得很好,它政治层面上已经明确选择了站队美国,但同时也意味着它经济层面上就不得不跟中国经济捆绑在一起,如果跟中国经济不捆绑在一块,要想发展起来,很难。越南对中国经济有多大依存度?越南进出口里面,具体数据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20%大几是跟中国的进出口捆绑的。在这种情况下,越南的经济会发展成什么样?实际上类似于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澳大利亚,没有选择重化工业,也可以发展得很好,但是它得跟美国经济之间有一种深度的嵌合;同样,越南要想发展起自己的制造业,也得跟中国经济之间有一种深度的嵌合,这是越南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因此,我得出结论,所谓从中国往越南的制造业转移,严格说来并不是转移,而是溢出,并不是供应链从中国转走了,实际是中国的供应链溢出一部分。这也是我那本新书《溢出》名字的来源。我在越南调研的时候,访谈到了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面一个经济与政策研究院的院长,叫阮德成,是越南“国家经济年度报告”的执笔人。一般来说发展经济学都会关注一个问题,后发国家有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越南就是作为后发国家,我问他,越南有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他说:我们不需要什么产业政策,我们有广州。我说:什么意思?你们都已经要了南沙了,这已经够过分了,还敢要广州?他说:我们有广州,是说我们缺什么东西到广州去买就行了。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所谓广州并不是指广州这个具体城市,而是指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庞大的供应链集聚区。东南沿海规模很大,意味着什么呢?供应链网络规模决定了效率,我们一会儿可以谈规模和效率的关系问题,越南那边即便有供应链,规模和中国差几个数量级,意味着效率低下很多;只要从中国到越南的物流成本和通关成本不是太高的话,越南从中国采购就比从本地采购更划算。这是我去越南之前完全没想到的,调研之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会说:我们缺什么东西到广州去买,我们只做我们这儿有比较优势的部分,没有比较优势的部分我们就不做了。这就很有涵义了。广州规模太大了,还会带来什么效应呢?就意味着广州是整个越南经济的外部约束条件、外部环境。任何一项产业政策都是基于给定的环境、给定的条件制定出来的,一旦广州那边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一个什么动作,越南面对的整个外部约束条件变了、环境变了,原来的产业政策也就作废了,与其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制定呢。所以他说越南不需要产业政策。我说越南会琢磨怎么发展吗?他说:我们就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当中寻找到自己的一种比较优势,寻找到最适合越南的位置,把这个层面的比较优势能够彻底释放出来,发展到极致,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问他,你认为越南未来发展的程度是什么样呢?是下一个台湾地区还是下一个韩国?他说不可能像这两个地方、达不到这二者的程度,越南所能达到的最佳水准、最佳状态就是介于马来西亚和台湾地区之间的状态。这个状态毫无疑问能够达到,因为越南人比马来西亚人勤快太多了,而且确实有劳动力成本低等一系列优势,并且跟马来西亚比,越南又更加靠近中国,可以利用中国这边高效率的供应链,这些它全都能利用得起来。以此为基础,它想要进一步往前发展,超过马来西亚的水准,完全能够做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也能变得比较富裕。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变得很富裕,这个也能做到。

  因此,越南完全能够达到超过马来西亚的水准,但条件是得跟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嵌合在一块,这才能完成那样一个发展过程。于是,我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所谓产业链往越南转移,不是转移而是溢出。

 

  既往的经济学知识已落后于全球产业链的新格局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去年说有大量中国制造业都在往越南转移,但是调研当中我进一步注意到了有很多观念层面上的认知必须要做深度调整,这也跟我前面所说的全球经贸结构变化紧密相关。从全球经贸结构来说,今天国际贸易70%以上都是零部件半成品贸易,就意味着一个复杂商品,各国之间是在工序层面上分工了。三十年前我们讨论一个工厂转移的时候,是说它的全流程转移过来了,今天我们讨论工厂转移的时候,跟过去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比如一个复杂商品需要一百道工序能够完成,在过去,这一百道工序里有可能有七十道工序是在这一个工厂里完成的——另外三十道工序可能从别的地方购买——这一个工厂里分成七十个车间,每个车间做其中一个工序;但是今天,这七十个车间已经独立成了七十个工厂。我们再说什么工厂转移,跟过去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说七十个车间独立成七十个工厂,并不是拍脑袋说的,这是基于我在中国、东南亚那边所做的一系列调研意识到的。这种独立的一个一个工厂,在东南沿海我注意到它们的分工,每个工厂只做特别专门的一个东西,就相当于过去的一个车间,甚至于是过去车间当中的某一个环节,中国、东南亚的这种分工已经分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了。比如在浙江那边调研的时候,我看到有的生产拉杆天线的工厂,一个工厂只生产其中的一节,过去有可能一个车间把整个拉杆天线生产出来,当时一个车间里的不同工位在今天都被分解为不同的工厂。只有市场规模足够大,分工到这种深度的工厂才能活得下去;而一旦达到这种深度,效率是别人根本没办法比的,效率太高了,因为专业化到极致了,别人根本没法比,这一切全都跟供应链规模有关。

  去年我们在新闻上能够看到有很多中国工厂往越南转移,很多人都在说是否中国制造业就不行了,但是到越南实地调研之后,我发现转过去的都是某些环节,这跟三十年前我们所说的什么工厂转移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我前面谈到了三星工厂转移,大家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感觉了。工厂拆分得如此之细,如此之专业化,这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十几年之前还没到这个程度,最近十几年分工到了如此之深的深度,可以说是全新的现象。我们分析经济现象所用的概念工具还是三十几年前的工具,这就会导致我们所用的工具是没有办法真实有效地描述今天所面对的现象的;工具跟现象之间不匹配,就会导致很多讨论是有问题的。

  三十年前,工厂从日本往中国转移,从韩国往中国转移,真的是全工序转过来了。今天从中国往越南转移,就是部分工序转走了,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急需发展一些新的概念工具,用来更加有效地描述今天的现象;过往的概念工具已经不顶用了,导致我们做各种判断的时候会出现大量问题。

  越南独立于中国的身份定位促其政治改革

  我本来想讲中国供应链成长的,但是很多朋友都在追问越南政治改革问题,我就在中间插这么一段,然后再说中国供应链成长的背景、逻辑,以及由此我们可以推想的疫情之后的未来世界的可能走向。

  先说越南政治改革的问题,最近这几天,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对于越南政治改革的讨论,说越南即将开始普选了,一骑绝尘,等等。毫无疑问,越南在这方面确实走得比中国领先很多,但是国内很多对于政治改革的讨论,往往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什么前提呢?一个国家只有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想往哪儿去,才能够更加有效率地往前推进改革。而能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的前提是什么?是能够清晰地说出我是谁;知道我是谁,才知道我想要什么,才知道我该往哪儿去。就一个国家层面来说,我是谁,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足够清晰的时候,这个国家、民族内部才有最基础的共识,有了这个共识,改革往前推进,才能走得下去。如果这个最基础的共识都没有的话,要想往前改革、往前推进,基本上都做不到,因为如果最基础的共识都没有的话,就意味着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秩序都不存在——法律外观可以存在,但并不是真正的法律秩序——就意味着只能靠power(权力)来维持基本秩序。

  越南能够往前改革,能够往前走得比较快,基于我刚才说的这些,大家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越南内部在自我身份认同、自我身份定义上是比较清晰的,是有共识的,然后它的政治改革才能比较好、比较快地往前推进。那么它的自我身份定义从哪儿来呢?我们看到越南有它的核心价值观,从那里可以解读出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越南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这是胡志明在搞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时候留下的六字箴言,叫做“独立、自由、幸福”,三个关键词。独立、自由、幸福,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独立,这个特别有意思;独立得有一个对象,相对于谁来独立?越南人如何理解它的独立、自由、幸福呢?尤其是如何理解独立呢?因为同样一个词,内容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角度的解释,可以很丰富,你必须得看到他们究竟是具体如何理解他们的六字箴言的。要想了解越南如何想象自己、越南自己如何理解那六字箴言,很重要的一点——读过我的书《枢纽》的朋友,听过我的“中国史纲”那门课的朋友都会知道我一直谈的话题——就是越南怎么样讲述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意味着它在如何理解自身,它对历史的叙述方式是它的自我认同的一种表达。它怎么理解自己,就会怎么讲述它的历史。反过来说,越南是如何讲述自己的历史的,它的史观是如何表达的,相当程度上定义着越南是怎么理解它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或者我们通过这点也可以更好地解读出越南如何理解那六字箴言。

  我今天说的这些内容,绝大部分都在我那本新书《溢出》里。越南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怎么获得它的自我意识呢?怎么完成它的历史叙述呢?要想比较快、比较简单地把握住这个国家的自我历史叙述,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是,去它的国家历史博物馆,看它的国家历史博物馆里怎么策展的,整体策展思路就表达了这个国家的自我认同、自我意识定位。于是,我在越南调研的时候专门花了大半天时间在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仔细来理解、把握越南是怎么自我理解、自我定位的。我去看越南历史博物馆的时候,想要搞明白的第一个问题是,越南怎么处理它的北属时期的一千年历史呢?什么是北属时期呢?越南分北圻、中圻、南圻三个部分。它的政治中心从来都在北圻,就是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一带,在西汉的时候是被中国王朝所统治的,中国统治越南北圻一直统治到了唐朝后期。我们要想真正关注越南怎么讲述自己的历史,就要关注它怎么讲述自己的古代史,这主要是对于越南而言,因为它有这个特殊性,有一千多年的北属时期。它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从西汉征服了北圻之后开始的,一直到唐朝末年,越南摆脱了中原统治——在此之前,越南也几次摆脱过,但是没多久又被中原给重新征服回去了——宋朝的时候再次想要征服越南,没成功,失败了,之后越南就长期保持了独立自主,中间在明朝的时候有二十多年的反弹,但那是一个小插曲,在中国五代十国时期之后越南基本保持了独立自主。

  于是,对越南来说就有一个问题,它要讲述自己的历史,而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中国统治开始的,没有中国统治根本就没有它的可考的历史。这个事对于越南来说就麻烦了:如果我的文明、我的历史都是从中国的统治开始的,我面对中国的时候,在精神上永远抬不起头来,永远是一个精神上的奴隶;既然我所有的文明都是从中国的统治开始的,今天我的国民有可能就不会爱我本国,有可能会更爱中国,这对本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我看它的历史博物馆的时候,特地想看一下它怎么处理北属时期的一千多年。进去之后特别有意思,它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厅第一部分是石器时代,这很正常,任何国家的第一部分都会是石器时代;但是越南有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它的石器时代在整个策展当中的占比大得异乎寻常。越南那个地方,那么热的地方,石器时代不会有太多东西,但是在它的整个历史叙述当中占比大得异乎寻常,大到什么程度呢?本来石器时代没什么东西,但是石器时代的占比跟北属时期的一千年的占比几乎一样,这绝对是大得异乎寻常。一看到这个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高超的叙事策略,通过石器时代如此之大的占比来表明,我们是有我们独立的起源的,跟中国没关系,而这个独立的起源就在于,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人群、独立的文化;一切东西都是有我们独立的起源,只不过在北属时期被中国人打断了,所以北属时期的一千多年是中国来打断我们的独立、我们不断反抗的过程——也就是说,北属时期,从被中国统治,或者说因为中国统治而获得文明和文化,一下转换为被打断的过程——宋朝想要再次征服,没成功,被我们越南反击掉了,意味着我们反抗这个北方强邻的努力终于成功了;在此之前,是我们民族不断的反抗,反抗得有一个头儿,就是国王,但是我们那会儿没有自己的王,民间不断地努力反抗,到后来终于反抗成功了,我们的国王带领人民反抗成功了,有我们自己独立的王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国王带领人民仍然持续不断地反抗北方强邻的历史,因为中国时不时就要打它一下,它不断地持续反抗北方的强邻,国王跟人民是一体的。

  但是到了19世纪,法国人来了,接下来它的叙事逻辑马上又出现新的变化,法国人来了之后,国王作为统治阶级开始背叛人民,因此,到这会儿,越南人民开始面对两座大山,一个是殖民主义,一个是封建统治者;于是,越南人民开始奋起反抗,要推翻这两座大山,不断努力,最终成功地推翻了这两座大山。要推翻两座大山,你得能不断地用现代办法自我组织,怎么自我组织起来呢?谁完成这一切呢?共产党。因此这个叙事逻辑又无缝对接到越南共产主义革命上。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越南的“独立、自由、幸福”里面的“独立”,从对历史的叙述逻辑上就能看到,第一对象是谁?独立于中国。越南对中国的感觉是否跟中国对日本一样?差不多。我在越南访谈到一些中国人跟越南人在当地结婚了,他们就直接拿这个给我作比,说越南人对中国的感觉跟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觉差不多,当然是指侵略过中国之后的日本。越南的“独立、自由、幸福”里“独立”的第一对象是中国,因此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越南最底层的自我身份认同、最底层的身份焦虑、核心的底层精神冲动都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冲动,当然这个所谓民族主义并不是特别狭隘意义上的,而是民族独立自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越南最底层的情绪都是民族主义的冲动,让它极力想要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邻居时获得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这是必须的,是它持续了千年以上的一种精神冲动,必须相对于中国获得一个独立。而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问题呢?越南要相对于中国独立,但是体量差得太大了,没有办法相对中国而独立,除非能跟上另外一个力量、抱上另外一条大腿。我前面一直在说越南在经济上抱中国的大腿,这就意味着在今天的情况下,它在政治上抱美国大腿。所以越南为了能够从各种意义上相对于中国独立,就必须融入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秩序,才能让自己摆脱面对中国的焦虑,不融入那个更大的秩序就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焦虑。而那个更大的秩序就是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这就会带来一个效应,越南的民族主义冲动导致它会走向一种普世主义的价值选择;一定是这样,越民族主义,就越会选择跟美国那条路来走,就是走向普世主义。“我是谁”,这个自我一定是通过他者来获得识别的;没有清晰的关于他者的定义时,实际上自我定义是很模糊、含混的。对于越南来说,中国是一个天然的他者,越南很清晰地知道,它要的是相对于中国的独立;它要保障这个独立,就必须跟美国站在一块,跟美国站在一块就得走普世的那条道路,越民族主义,就越会普世主义。只要它有这个特征,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国家内部的最基础的共识就很容易出现了,而且首先这个自我身份上很容易锁定,以及基于这个自我身份,我该往哪儿走,这个共识也很容易锁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越南的政治改革往前推进得很快,比中国快得多。国内很多讨论都在说越南的改革比中国快,我们应该怎么学,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做更深入的探讨——要想有效改革,前提是什么。这点不讨论出来的话,很多讨论都会留于表面。越南因为有中国作为它的绝对的他者,所以能够清晰地获得自我意识,进而获得一个该往哪儿去的底层共识,往那边去,接下来具体怎么走,那是技术问题了。只要把目标搞清楚了,技术问题好办,最难的是把那个作为共识的目标找出来。因为中国的存在,对越南来说,这点容易做到,这个目标好找。

  但是中国和越南情况不一样,中国规模太大了。有朋友问,我们的他者是谁呢?够实力、够得上资格做中国他者的,唯有美国,其他任何国家都没资格、没能力做中国的他者。问题是,美国是世界。你要寻找他者,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跟他者之间,得找到某种差异性,才能确认自身,找到自己的某种独立感、尊严感。越南跟中国之间要寻找一个差异性,很简单,我跟中国不一样就行了;跟中国不一样,我跟谁一样呢?跟美国一样。所以我前面说到,它越民族主义就越得普世主义。但是够得上做中国他者的唯有美国,美国又是世界,那是我的他者,我跟他者之间得有区别,这个事就麻烦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一定得跟世界拧着来,但是中国如果完全跟世界一样了,中国是谁?说不清楚这个国家是谁,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这个国家的精神凝聚力建立不起来;没有精神凝聚力的话,实际会又一次导致法律秩序出问题,也会建立不起来一个靠谱、可行的法律秩序。这就导致我们的一个困境,你说不清楚自己是谁的话,你的改革就没有一个好的出发点、没有好的前提;大家对于世界杯买球经验 是谁、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没有共识,这样的话,政治改革就很难展开。在越南那边,这个事情容易得多得多。当年日本明治维新跟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相比,为什么日本搞得那么好,清王朝差很多?原因也是一样的,清王朝是通过儒家来定义自身的,日本是通过清王朝来定义自身的。“究竟我是谁”这个事情,脱离开儒家,清王朝不大容易说得清楚;只要有清王朝在,日本就很容易说清楚自己是谁,改革的时候用来锁定目标、用来凝聚民心的任务和标准,难度完全不一样。中国因为它的规模、体量,确实在世界上有它的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往往被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忽略掉了,这种忽略就会导致我们很多讨论没有办法落在实处。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再回到前面谈的中国制造业问题上,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很强大,导致往越南的转移不会是真的转移,而是溢出。简单来说一下中国供应链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中国的供应链成长,实际上是跟全球经济转型有一个内在关联。过去我们说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高速成长,经常所用的解释是说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比较低;如果把中国经济成长解释为仅仅是要素价格低,一个潜台词就是,一旦你的要素价格高了,这条路也就走不下去了,你也就完了。但是我们发现,进入21世纪,要素价格比上世纪80、90年代高多了,按说中国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速度应该下降,可是我们发现增长速度一点都没有下降,甚至仅仅就制造业而言,发展速度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要更快。这个根本没法用要素成本低来解释了,那怎么解释呢?

  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就是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出现了新一轮的创新浪潮——跟80年代时候颁布的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法案《拜杜法案》的一系列经济学后果有关,具体怎么关联我就不展开说了,只说它的结果——结果是美国这一轮的创新经济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外包需求,也就是美国那边越创新,就越需要把它的生产全都甩出来外包,自己只聚焦在创新层面上。上游聚焦创新,就意味着它的创新速度越来越快,不断往前迭代。创新出来所有新的产品这些东西,都外包出去交给别人生产。紧接着的问题就是,谁有能力承接这个外包?要承接外包有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第一是干活必须有效率,没有效率是拿不到那个订单的。第二,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不专业化就没有效率。但是一旦特别专业化,风险就太大了,因为上游创新那边之所以不自己干就是为了不面对这种转型风险。一旦生产流程都在上游自己手里的话,创新效率会受到极大的抑制,因为一旦有新的产品、新的理念,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转型成本太高,所以要把生产流程甩出来,不自己生产,以便降低转型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一旦你特别专业化,锁死在上游特定的创意上面了,上游一转型,马上你就死吧,对你来说风险太大。所以你就必须能够确保自己不至于这么轻松地死掉,你就必须得有弹性,这样的话,上游转了,你才能迅速转,不会死掉。弹性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专业化,一旦专业化,就会丧失效率。可是不专业化,你就没有效率;没效率,想死都没机会,因为一开始那个订单你就拿不着。也就是说,你要想能够承接大规模外包,必须效率、弹性兼备。问题是,这两个事一个要求专业化,一个要求不能专业化,彼此矛盾,这两个要求没法同时达到。那怎么办?中国为什么能达到呢?中国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办法,这个办法当然不是任何人设计出来的,没有任何人能够设计得出来,就是市场自发演化出来的。中国刚好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机缘碰上了一些好运气,演化出这么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中国在东南沿海的单个的中小民营企业极度专业化,专业化到匪夷所思的程度,正如我前面举的拉杆天线的案例。那么,一旦产品专业化到如此之深的程度之后,意味着所生产的是被还原到极为基础的零部件的元素;被还原到这个层面,反倒会带来一个效应,你所生产的东西通配性会特别好,也就是说你可以跟各种各样别的厂家生产的东西彼此之间互为配套组合。就像乐高积木一样,每个厂家只生产其中一个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很多厂家生产不一样形状的乐高积木,然后拼在一块,千奇百怪什么东西都能拼得出来。中国这边单个厂家极度专业化,效率就极高;同时,无数厂家加一块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内部的众多企业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彼此之间的配套关系,以整个网络为单位又确保了弹性。效率与弹性就处在不同的位阶上,同时实现了。这就是一个供应链网络。

  中国之所以能够承接大规模外包,恰恰是因为中国有供应链网络的这样一种生产机制和生产逻辑,能够同时实现专业和弹性这两个东西。供应链网络是能够承接大规模外包的一个前提。一旦进入到供应链网络这个逻辑之后我们就发现新的变量出现了,就是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里面的中小企业越多,分工深度就越深,专业化程度就越高,以及互为配套关系的动态组合的可能性也越多,弹性也越好。所以供应链的规模越大,同时满足效率和弹性的能力也就越强。一旦规模突破某个门槛之后,就会出现一个质的变化,劳动、土地要素的价格在综合成本当中的占比有可能大幅度下降,而整个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效率——我称之为广义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在总成本当中的占比大幅上升,就意味着即便劳动、土地的价格上涨2倍、3倍,都不是什么实质性问题,综合成本控制能力仍然是最强的。中国早就过了那个门槛,因为中国规模太大了。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土地价格比很多国家都要高,但是制造业仍然没有办法实质性地从中国转走,因为中国这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的能力。这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当中,所有工序、过去的所有车间全都独立出来成为工厂了,所以从整个供应链网络角度而言,可以说劳动力成本在综合成本当中占比大幅下降,但是一旦还原到具体单个企业来说——这个企业有可能只是从事特定环节,就这个环节而言——劳动、土地的占比有可能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所处的特定的这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往越南转移的制造业,一部分仅仅是跟关税有关,我访谈到的一些企业就说:如果不是贸易战,我们才不来越南呢,因为来了之后付出很多额外的管理成本,根本不划算。这是与关税有关。还有一些企业是与关税无关,之前就转过去了,但是那个转过去仅仅是要素价格对它们而言does matter(重要),对其他企业来说可能无关紧要,但是要素价格可能matter(重要)的这些环节的这些企业是有可能往越南转的。

  后来我跟别人讨论的时候就划了一个象限,横纵坐标分别是这个产品所处的供应链的复杂度以及劳动力成本在这个工厂成本中的占比,供应链复杂度低以及劳动力成本占比高的企业,就应该从中国转出去,中国做这些东西早就没有比较优势了,而供应链复杂度高、劳动力成本占比低的那些环节就不可能转出去。这里有一系列东西,可以做更深入的探讨。

  我刚才说的很多东西,一方面是在我的《溢出》那本书上做了更加完整的讨论,另一方面在我的个人公号“施展世界”上也经常有很多讨论,有兴趣的人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公号。

  疫情后世界的变数与“中国制造”的中长期前景

  刚才我说到的这一切,最终都可以得出结论,贸易战并不会导致出现制造业从中国实质性的转移,但是这个结论仍然是有一个前提的,什么前提呢?就是很多朋友在问的,如果中国左转怎么办?对于中国左转不左转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分析中国的供应链在全球制造业当中的结构性位置。刚才我不停地谈到中国的制造业是中低端制造业,这点很重要;高端制造业当然还在西方。进一步比较高端制造业和中低端制造业,会发现有一个本质区别在于,高端制造业的基础或者说壁垒是什么呢?壁垒是技术优势,而技术优势意味着你不会就是不会,你成本再怎么低,替代不了人家,因为你不会。高端制造业的壁垒是技术优势,而中低端制造业的壁垒是成本优势——我比你那儿便宜得多,你那儿技术怎么高,但是你永远做不到我这么便宜,我就可以比你玩得转。高端制造业的基础是技术优势,这是西方所掌握的;中低端制造业的基础是成本优势,这是中国所掌握的。问题就来了,技术优势的壁垒很难被突破,成本优势的壁垒在什么情况下是无法被突破的?只有在别人仅仅从成本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成本优势是无法突破的壁垒,但如果人家不仅仅从成本角度出发,还从别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时候,成本优势就是一个可以被突破的壁垒。问题就来了,什么情况下从成本出发考虑问题,什么情况下不从成本出发考虑问题?不从成本出发就是从安全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了,那是什么情况呢?在日常状态下,各国彼此信任,或者最底层、最基础、最基本的信任还存在的情况下,人们一般来说还是从成本出发考虑问题的,但是一旦各国之间最基础的信任被破坏了,其他国家就不再从成本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是开始从安全角度出发;只要从安全角度出发考虑问题,那么成本优势就是一个可以被突破的壁垒,根本称不上壁垒。紧跟的问题是,什么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因为不与安全相关的产业,犯不着突破成本壁垒,不划算,但是一旦这个产业与安全相关,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个成本壁垒是完全可以突破的,可以不惜代价去做这个事,成本就是代价,就没中国的事了。

  所以基础信任破裂的情况下,人们就从安全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了。哪些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呢?这个边界又不是固定的,实际上是在动态变化的,变化的基准是什么?是中国跟西方之间彼此之间信任的破坏程度。在过去有最基础信任的时候,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就是军工产业,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便西方跟中国从成本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最基础信任都在,但是军工产业仍然都在他们自己手里。有朋友说不惜代价是暂时的,那么这位朋友觉得军工产业是暂时这样的吗?他们的军工产业会从成本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吗?当然不会,他们的军工产业自主是长期的,因为那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今天,在疫情当中,如果中国表现出自己有可能拿供应链、拿自己的生产能力做武器来要挟别的国家的话,别的国家会觉得,不敢信任中国,那么它就有可能把安全相关产业这个边界往外扩,扩得越来越大,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我们最近可以看到,有些国家在普遍地往外扩这个边界,比如提出所有医疗、公共卫生相关产业都是安全相关产业,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实际上医疗相关产业,对西方国家来说没有任何技术屏障,过去不干这个活,只是因为不划算,犯不着干,而今天必须干这个活了,因为与安全相关。还有,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产业,西方也一定会把它定义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它会越来越努力地在自己那边重建起这些产业的相关生产能力。当然,即便他们重建起来相关生产能力,不代表中国这边就没有了,中国的那些生产能力仍然还在,只不过西方重建了一套,重建之后会形成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当然了,仅仅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会形成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有一个问题,即便存在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那些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在制造业的总盘子中占比仍然不大,绝大部分产业仍然是与安全不相关的产业,因此,从中短期来看,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很有限。我们并不用担心中短期,因为安全相关产业在总盘子当中的占比比较小,但是有一点很致命:我们看最近这一百多年历史,会发现,安全相关产业往往是引导技术前沿走向的产业。今天有大量的技术都是从阿波罗登月计划里出来的,从美国国防部里出来的,因特网的前身就是阿帕网,阿帕网就是美国国防部的项目。大量技术从阿波罗登月计划、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计划)里出来,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跟西方之间在安全相关产业上形成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就会形成两条平行的技术路线,接下来要比拼的就是这两条平行技术路线,谁的技术演化迭代速度更快了。谁的速度更快呢?肯定是西方,因为咱们这儿所说的技术演化迭代速度所指的不是从1到n的技术创新——从1到n的技术创新,中国非常厉害——而是从0到1、会带来真正的内涵性增长的技术创新。要想真的完成从0到1的创新,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第一,得有非常好的基础研究。第二,得有足够自由的研究环境,比如,不能天天老担心被学生举报。第三,得有足够强的能够吸引人才愿意到这儿来的一套制度安排。这三点,今天西方国家跟中国相比,有着大得多的优势。那就意味着,20年之后,西方完成它的技术迭代了,而中国的技术迭代跟人家形成代差了,一旦形成代差,那就意味着,中国真正的问题才到来。这是从长期来看。从中短期来看,三五年之内,中国的经济有可能会显得比西方还要更加亮眼,原因在于,西方要不惜代价重建相关产业,这个过程会有一段很痛苦的阶段,以及中国这边会有更多的经济刺激等一系列东西。中国短期打鸡血,表现会很亮眼,西方会处在相对痛苦的重建阶段,经济效率比较低下——我们前面谈到了,这种做法一定是跟比较优势相反的。对于西方来说,它的比较优势在创新产业、高端第三产业上,要重做安全相关产业这些东西,跟它的比较优势有可能是相反的。

  所以,短期来看,几年之内,中国经济的表现有可能比西方更加亮眼,三五年之内,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但是,把视野拉得稍微再长一点,以20年为单位的话,中国的问题就来了;中国真正的麻烦有可能在20年后,而不在未来三五年。但是刚刚说的一切,都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还不是绝对会出现的一种现实性。而这个可能性是否一定会现实化,至关重要地取决于中国跟西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究竟会被破坏到什么程度,还是会逐渐被修复?如果被破坏到一定程度,被破坏得越来越严重,大概率三五年之内中国经济肯定比西方更加亮眼,我们会更加觉得“厉害了,我的国”,但是20年之后一定会被拉清单。如果相互信任关系逐渐恢复重建的话,这种很糟糕的前景就不会变成现实,我们会往一个更加可欲的方向前进演化,中国与世界进入到更加良性的互动关系当中。

  那么究竟会往更加不信任的方向演化,还是往逐渐恢复信任的方向演化?当然取决于双方,但是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么选择,这是中国最近这几年里最重大的一个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

 

  问答

  提问:是什么在影响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信任关系?

  施展: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吧,这个就不展开讨论了。

  提问:您对台湾问题的前景怎么看?

  施展:这次疫情里,我的一个直观感受是,大陆和台湾在民心上越走越远,长期来看真的会有很大的问题,这是我现在看上去很悲观的一个事情。

  提问:美国会不会利用南海冲突来抑制中国?

  施展:南海冲突对美国来说是个小意思,美国要想抑制中国,办法很多,美国手里满把牌,所以不用把目光太聚焦在南海冲突上,美国肯定会利用这个的,但是美国的牌太多了。

  提问:您最后一个分析推倒了之前所有分析?

  施展:这个不能说推倒了,因为我前面所有分析都是说当前而言,贸易战、疫情是否会让中国的制造业玩不下去了,当前肯定不会玩不下去,中国制造业仍然非常有优势。最后一个分析说,二十年之后,有一种可能性是中国在技术上和西方有代差,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并不必然会成为现实,取决于中国怎么选择。

  提问:为什么中国不以俄罗斯作为自己的他者,而是以美国?

  施展:中国曾经以苏联作为他者,在中共九评苏共的时候,在珍宝岛冲突的时候,等等,中国曾经以苏联作为他者,但是今天的俄罗斯哪还有资格作为中国的他者了?今天从国力上来说,有资格作为中国他者的唯有美国了。

  提问:越南正在逐渐推进土地私有化?

  施展:越南的土地一直是私有的,所以您要是去看越南的土地价格的话,会发现它的土地价格机制跟中国的定价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内说越南正在逐渐推进土地私有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提问:跟越南相比,中国战略机遇期是否已经结束?

  施展:越南确实有它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未必结束,仍然取决于中国接下来怎么选择,如果选择得当的话,未必结束。要说悲观,我也只是谨慎悲观,要说乐观,我也是谨慎乐观,我认为中国仍然还在窗口期里,仍然还有选择机会。

  提问:您在《枢纽》那本书里提到的中国是轴心文明诞生地,对今天可能会有什么作用?

  施展:这个会有很大作用,曾经出现过轴心文明诞生地的国家,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潜意识里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期待。作为中国人,平时你可能意识不到这点;反过来,你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越南人或者你把自己设想成一个马来西亚人,你就可以想象,你绝对不会设想你的国家越南或者你的国家马来西亚在世界上应该起到怎样的伟大作用。但是作为中国人,你会设想这一点,这跟中国作为一个轴心文明诞生地是有关系的,包括具体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中国要在世界上起到伟大的作用,这个作用究竟应该是什么。

  提问:中国以美国作为他者保持特殊性?

  施展:这个所谓特殊性并不是说要有多特殊,而是说你要起到独特作用,有可能别人起不到的,你能起到的作用,通过这个作用来达成全人类的普遍的某种福利水平或者是人们普遍的某种精神觉醒或者怎样——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可以期待的独特性在这个方面。如果你的眼光被自己压缩得很小的话,只想着我要跟谁硬杠、跟谁对着来,实际是你自己背叛了自己所应有的世界责任以及你本来能够达成的一个世界地位。这个特殊性不是表现为你跟他人对着来,完全可以表现为你起到跟他人不一样的功能、不一样的作用,彼此之间可以是相互补充性的;有可能对方就是起不到这个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又是对方所需要的、世界所需要的,此时你的独特性就呈现出来了,而且这种独特性并不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实际上是一种普世主义的。中国应该追求的是这样的方向:我承认普世秩序,在普世秩序中,我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这就是我的价值所在。

  提问:双循环结构很稳定舒适,我们会一直如此吗?

  施展:反正这20年之内,大概率还是会如此,但是20年之后究竟怎样,就得看了。20年后变数很多,尤其刚才我们所说的当下应该如何选择,等等,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只能说这20年之内,大概率还是会如此的。

  提问:跟他者之间的差异性是否可以是互补的?

  施展:跟他者之间的差异性当然可以是互补的,轴心文明会有对自己的差异性、独特性的追求,差异性、独特性并不必然是对抗性。我的《枢纽》里着力要构造一种新的史观。我们现在主流史观,近代史被表达为一个屈辱史。如果你的近代史就是屈辱史,屈辱是谁给你带来的?世界。直接就会导向你把自己跟世界的关系理解成一种对抗性的关系,这种理解是很糟糕的。所以你只有改变这个史观,才有可能消解掉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更加从建设性关系的角度出发。而对于这种建设性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从近代史里完全可以解读出来,我在《枢纽》里做了很深入、很仔细的探讨。朋友们也可以到“得道”app上听我的那门课“中国史纲”,是对《枢纽》的简化科普版,没有时间读大部头书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中国史纲”里面就谈到了中国的近代史实际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如果没有和西方的互动的话,这个转型是无法展开的,有了中西互动才能展开。这个互动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很多屈辱,但是那是“一个指头”,不能因此忽略了另外“九个指头”;如果你只看到一个指头,你跟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一旦你把那九个指头也纳入进来考虑的话,你跟世界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提问:你在写《枢杻》时,有没有受黑格尔的历史精神本体进化思想影响,想象中国有这种实体般的民族精神主体在运动?

  施展:《枢纽》那本书从哲学思考上是受到黑格尔很大影响的,“历史精神本体进化”这种表达本身就对黑格尔有很大的误解,国内对黑格尔的理解基本都是通过马克思理解的,而且通过的是被我们改造过的马克思,对黑格尔有巨大误解。如果真的去读黑格尔原著,就会发现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跟我们国内对黑格尔通常的呈现也是完全不一样,它是极其了不起,极其伟大、深刻的哲学。

  提问:您在《枢纽》里面的思考,跟新天下主义那些人的思考是否是一致的?

  施展:有非常大的区别。新天下主义的那些讨论,基本都是一种纯粹的观念讨论,从观念到观念的讨论;而我在《枢纽》里,把所有历史过程都还原到非常具体的真实的物质过程,甚至还原到一系列最基础的生存逻辑上,从生存逻辑角度,我从里面提炼一些精神要素,最终得出我的那样一种新的史观出来,所以跟从观念到观念的新天下主义的讨论区别很大。

  提问:传动轴本身是否就是种独特性?

  施展:传动轴,当然就是一个独特性,这个话题我在《枢纽》里做过仔细的讨论。《溢出》是《枢纽》第七章的一个迭代,实际上仅仅是《枢纽》第七章的前两节的迭代。后两节我就在仔细讨论中国的传动轴的特性,在双循环结构里能够起到美国以及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所起不到的怎样一种独特作用,那个作用对世界而言非常重要。今天世界上几乎只有中国能做到,但是能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国对此要有精神自觉,如果你根本领会不到这一切,没有精神自觉的话,所有这些全都做不到,一切全都浪费掉了。

  我《枢纽》那本书通篇的整体哲学结构都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提供的结果,如果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比较熟悉的话,读的时候就会意识到我所用的结构,如果不那么熟悉的话,在我的书的最后一章,第八章的某一节里,有对黑格尔哲学比较系统的探讨——黑格尔和哈耶克之比,黑格尔路径和哈耶克路径的对比,以及两者最终又如何有可能殊途同归这样一个讨论。

  提问:美国对中国有没有可能打起金融战?

  施展:这个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是要注意,所谓的金融战跟宋鸿兵所说的“货币战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宋鸿兵那个并不是对真实的国际政治或者经济历史的描述,你就拿它当小说看,作为小说还是挺好玩的,但是你要拿它当成真正的历史来理解,那就离题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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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疫情后的世界与“中国制造”地位的中长期前景

施展:疫情后的世界与“中国制造”地位的中长期前景

2020-05-25 09:54:29
来源:钝角网 作者: 施展
关键词:全球化 我要评论
短期来看,几年之内,中国经济的表现有可能比西方更加亮眼,三五年之内,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但是,把视野拉得稍微再长一点,以20年为单位的话,中国的问题就来了;中国真正的麻烦有可能在20年后,而不在未来三五年。但是刚刚说的一切,都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还不是绝对会出现的一种现实性。而这个可能性是否一定会现实化,至关重要地取决于中国跟西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究竟会被破坏到什么程度,还是会逐渐被修复?

   (本文为5月13日“共识国际讲坛”施展教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讲座原标题为“疫情后的世界”)

  开场介绍

  周志兴:大家好!施展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施展老师,我一直觉得中国有很多教授,也有很多知名教授,但是中国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学者也一样,年轻的学者会代表中国未来的前途。在年轻学者里,我一直还是很推崇施展先生的。我不多说了,下面请施展先生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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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教授施展

  施展: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下,本来说是“疫情中的世界”,结果被我改成了“疫情后的世界”。疫情到现在也没有结束,我们一定是先讨论疫情当中是什么样,然后基于疫情中的一系列发展过程,我们来进一步构想一下疫情后可能会有怎样的变化路径,以及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在其中所应处的位置。

       今天的讲座分为几个部分。先说一下关于疫情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的总体判断,然后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展开疫情对于中国的影响。从一个角度来说,疫情相对而言是短期的,当然有可能会持续两年多,但是两年之后,疫情很可能也就过去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疫情是相对短期的,对中国来说,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两年并且还有可能持续若干年的事情就是贸易战。疫情只不过是在贸易战之上叠加了一些新的变量。而且疫情对所有国家的冲击都是差不多的,只是不同国家的节奏可能有所区别而已。贸易战是专门对中国的一种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讨论贸易战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疫情对于制造业的影响、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实际是从属于贸易战这个大背景的。

  之所以我们要花很大精力讨论贸易战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原因在于今天所看到的中国在世界上所拥有的影响力,中国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等等,实际最底层的动因都在于中国今天在经济上所拥有的这样大的对于世界的力量。中国在其他层面上,如政治层面、意识形态层面、观念层面,等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实际跟我们的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完全是不匹配的、不成比例的,所以我们要从经济角度出发。而从经济角度出发,很核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因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或者说中国经济拥有的地位主要是源自于中国的制造业所拥有的强大能力。

  说完疫情和贸易战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之后,我们会进一步探讨一下,中国制造业所形成的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在世界上究竟是怎样的结构上的关系。这些都讨论完之后,我们最后可以做一点对于所谓疫情后的世界秩序的畅想。我在讲解过程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留言提问,我们可以随时探讨和互动。

  疫情对“中国制造”的冲击不大

  这次疫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变化,我做了总体性的判断,首先中国经济肯定会遭遇重创——这个也是因为全球经济遭遇重创——虽然遭遇重创,但是要做出的一个判断是,中国的制造业并不会出现什么实质性转移,这是判断之一。判断之二是,疫情之后全球化有可能会陷入一种精神分裂状态,所谓精神分裂就是,一方面经济层面全球化仍然继续,但是政治层面的全球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退缩。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和政治全球化的退缩之间会形成很多摩擦、矛盾和张力,这些摩擦、矛盾和张力是我们接下来讨论国际政治问题、分析国际秩序演化路径所必须要考虑、必须要去讨论的背景和前提。但是我们刚才所谈的经济究竟会怎样,制造业是否会实质转移以及全球化陷入精神分裂之后,经济和政治在全球化上的走向会出现巨大的张力、矛盾,所有这一切在未来究竟会怎样发展、怎样演化,在相当程度上,其具体走向又高度取决于中国的选择——中国会怎么判断,进而会怎么抉择。这是总体判断,在这个总体判断之下,我来说更具体的一些分析。

  从疫情角度,我们看一下对中国的影响。此外,我刚才谈到了更长期的状况是贸易战背景以及制造业,我们最近这两年一直在关注制造业,疫情之前中国讨论更多的就是中国制造业转移的问题——说完疫情影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先说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肯定会遭遇重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刚才我也说了,制造业不会出现实质性的转移/移出。中国经济遭遇重创的原因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在2、3月份的时候,或者说一直到3月中旬以前,主要原因是中国自己的经济停摆,但是到3、4月份,世界经济停摆。而全球各国彼此之间在经济层面上高度相互依赖,不仅仅在消费、贸易层面上,在生产层面上也是彼此之间高度相互依赖,达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全球各国之间在贸易结构上,有70%以上的贸易都是制成品贸易,70%以上的制成品贸易就意味着全球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在当时我们所说的全球化,主要是有限全球化,就是各国之间消费的全球化;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数据正好反过来,全球绝大部分产品都变成了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看贸易结构就知道——2018年的时候,贸易结构是各国之间70%以上都是零部件、半成品贸易,就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是横跨多个国家才完成生产的。这就会带来一个结果,2月份以及3月上旬,中国停产,导致外国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正常生产,因为依赖于中国这边的很多工序。到了3月下旬、4月份、5月份,外国停产,反过来使得中国也没有办法生产。打个比方,可以这么理解,20世纪90年代,全球各国贸易70%以上都是制成品贸易,就意味着,当时比如你们国家生产汽车,我们国家生产计算机,他们国家生产脸盆,彼此之间都有相互的需求,于是大家就可以贸易起来;但是到了今天,整个逻辑变化了,比如汽车生产中有十个环节,你们国家生产三个环节,我这儿生产四个环节,他那儿又生产另外三个环节,咱们加一块,共同完成汽车生产,同样,你这儿生产计算机的两个环节,我这儿生产计算机的五个环节,他们生产计算机的三个环节,咱们加在一块完成计算机的生产,国与国之间在生产层面上也高度相互依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停产,外国相当程度上也没有办法正常生产,同样,外国停产,中国这边也没有办法很顺畅地生产;当然,中国在这个环节上可能掌握得更多,比如一个复杂产品有可能一百道工序、一百个环节,在中国这边可能占了70%,七十个环节,发达国家占15%的环节,其他国家占15%的环节,有可能类似于这种。看上去似乎中国对外部依赖不那么大,外部对中国的依赖更大,实际上一个产品线上完全生产出来,一百道环节,差一道都不行,所以会形成高度的相互影响的结果。我看到有朋友说70%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倒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跨国公司内外部贸易都有,但即便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毫无疑问也是跨国的,只要是跨国的,意味着一个国家停产,那么属于同一个跨国集团旗下的生产线,即便在另一个国家,其生产也会遭遇到严重的问题。外国经济停摆,于是外需大幅减弱,这几重原因加在一块,导致中国经济还是会遭遇到重创,但是对这种遭遇重创,我们还是得分成几个角度来说。

  一个角度是跟那些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主要在制造业层面上占优势,虽然如此,但是——可能有些朋友最近看到我写的一些文章,我在指出——中国不能把供应链武器化,所谓供应链武器化就是拿我们的生产能力、供给能力来要挟别人,如果你一旦要挟别人的话,有可能后发国家没有什么办法来应对你,但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它是有可能有能力来应对的。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有可能重建某些环节——具体重建哪些,我们到后面再说。在这样的领域有可能形成中国跟世界之间某种平行的生产体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不是我们现在在网上通常看到的样子,会是另外一个路径,我们到后面再展开说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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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

  而跟那些新兴市场国家、不发达国家相比,人们很有可能会发现中国的优势。在疫情爆发初期,中国这边遭遇重创,经济停摆,很多人都在哀叹制造业很有可能因此彻底移出中国,往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移,但问题在于,这种有大规模传播性特征的病毒——如果没有大规模传播性特征,中国内部也不会引发严重问题,一旦有大规模传播性特征,中国内部会引发严重问题,同样大概率也会传播到其他国家——只要传播到其他国家,很可能人们很快又会发现,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对这些疫情的应对能力还不如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把生产放在中国可能会有风险,但是放在后发国家同样也会有风险,它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可能还不如中国。那么,在疫情之后,可能有一些生产制造业就会再回流到中国。我们最近已经可以看到相关新闻了,有些迁移到后发国家的制造业又迁移回了中国。

  印度和越南都无法成为取代中国的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传动轴

  我在讲座一开始做总体判断的时候就谈到,我们要看到,疫情即使维持时间很长,两年时间就算比较长了,两年之后,大概率疫苗就出来了,只要疫苗出来,这个事情基本就过去了,所以这个还算是一过性事件,真正对中国影响比较长期的是两年前就已经开始的贸易战。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对这个影响更加长期的问题的讨论。疫情是对贸易战的叠加。

  有朋友说,做生意为什么要要挟呢?毕竟客户是你的衣食父母。如果仅仅是当成生意做,这个事就好办了,问题是,有人不想拿它简单地当成生意来做,因为那个生意不是他在做,此时要挟的可能性就出现了。

  回到贸易战的问题上来,贸易战在两年前就开始了,我们看到很多说法,都说特朗普上台之后,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有可能因此不保,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有可能就丧失掉了,主要的全球工厂、主要的制造业中心有可能从中国逐渐转移出去。那么谁会是下一个世界工厂呢?最主要的两个候选国、最常被人们提到的两个候选国是印度和越南。我们分析疫情之后的世界,假设疫情持续两年,到那时候贸易战就持续四年了,我们就要看,有可能持续三到四年的贸易战到那时对中国经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两个最常被人提及的世界工厂候选国印度和越南,对中国的实质性替代能力究竟有多强?插一句对网友问题的回应,关于贸易战与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战里当然有很强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不仅仅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征税是征在很多产品上的,很多跟知识产权保护没关系的产品也被征了很高的关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关于两个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候选国印度和越南,去年夏天我出去对这两个候选国做了比较深入的调研。熟悉我研究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在前年出了一本书《枢纽》,里面谈到了因为中国这边特定的经济能力的崛起,带来一个效应就是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大规模往中国转移,转移之后,中国经济崛起带来全球经贸循环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跟西方之间是二三产业循环,西方第三产业是广义的第三产业,主要是创新产业、高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的广义第三产业;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之间主要是一二产业的循环,第一和第三产业之间没有办法直接形成经贸循环,因此全球的经贸循环形成了一种双循环关系。在这个双循环结构中,中国是全球经贸循环要想有效运转起来谁也绕不开的中间环节,中国是枢纽。有朋友就误解,以为我说中国是枢纽,就是说中国因此成了全世界中心了,我说,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从谁是世界发展真正的发动机角度来说,中心毫无疑问仍然是美国,因为真正能够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作为发动机的国家,必须是能够带来内涵性增长而不是外延性增长的国家;外延性指的是量的扩张,内涵性指的是质上的发展和衔接,内涵性增长一定得通过创新才能完成,中国比较擅长的创新是从1到n的创新,而能够带来真正意义上内涵性增长的创新是从0到1的创新,这种创新主要还是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世界发展的中心、发动机,主要还是在美国,中国根本不是中心,差太远。但是你把世界经济比喻成一辆汽车的话,光有发动机,车是跑不起来的,还得有传动轴,把发动机的动力传导到四个轱辘上,车才能真正跑起来,今天中国就是这个传动轴。中国不是发动机,但是如果只有中国这一根传动轴,中国也在世界上具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所以我说,中国是枢纽——是在传动轴的意义上谈“中国是枢纽”。

  贸易战之后,很多说法说,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有可能不保,那就意味着有可能会出现下一个传动轴、下一个世界工厂,刚才我们谈到了主要两个候选国是印度和越南。我去年夏天出去做了调研,就想仔细研究一下,所谓制造业向外转移导致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不保,以及进一步有可能使得中国的枢纽地位彻底破产掉,这个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如果这种可能性真的成立的话,往外转移是怎样一个逻辑;对于中国来说,时间窗口还有多长;中国如果想做一种应对的话,可能需要怎么来做?想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就得到两个候选国里做实际调研,对这两个候选国,究竟去哪儿调研呢?印度和越南,我排除了印度,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把印度排除了,然后再解释我为什么到越南调研,到那儿都关注什么东西。

  种姓制度导致印度无法形成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

  为什么把印度排除?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印度的优势,比如人口结构很年轻,人口规模大,全球唯一能跟中国比人口规模的就是印度,甚至有可能用不了几年,印度人口规模就超过中国;人口年轻、人口规模大、劳动力价格便宜,印度又有发展型趋向,以及人们更经常提起来的,比如在硅谷有大量世界五百强的ceo都是印度裔出身,证明印度人向西方融入得好,有更好的地位等一系列优势。我们经常会谈论印度有十几亿人口,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市场,跟中国一样,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从它的劳动力市场意义上来说,十几亿人口是被切割成了几千个劳动力市场的,为什么?原因在于印度的种姓制度。我们平时所知印度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我们经常谈论的是这四大种姓,但是每个种姓下面还有大量的亚种姓,共分化出来几千个亚种姓,这几千个亚种姓在历史上是怎么分化出来的呢?实际上,都是在印度传统时代分化出来的,分化出来全都是因为职业。在古代印度,每出现一个职业,这个职业的人会被分化为一个新的亚种姓,几千个亚种姓就对应着几千种职业。在印度传统时代,一个村子里会有很多种亚种姓,也就对应着很多种职业,这些职业彼此之间相互配合,紧密咬合,这个村子就有效运转了,而且由于每个种姓是世代从事某个职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村子从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而言,运转会非常之稳定,所以传统时代的印度,整个社会结构化非常强,运转得也很稳定。但是要注意到的是,这几千个亚种姓除了有它的职业属性之外,还有一种属性就是它的宗教属性,宗教属性是什么呢?在印度教中,不同的亚种姓,他们的来世究竟会怎样,此世应该怎么做,他们在世间的意义、价值是什么,应该追求什么,等等所有这一切,宗教给他们的承诺全都不一样,这就会带来一个效应,就是没有办法用同一种激励制度来激励不同种姓的人。这就很麻烦。举一个很现成的例子,比如我访谈过的一个做重型机械设备的公司,也是国内一个很大很有名的公司,它到印度投资,觉得印度劳动力便宜、各种要素都便宜,并且说印度会是下一个世界工厂,得提前去布局、提前卡位,到那儿投资建厂,做重型机械装备,结果发现一个问题:城里有一个小伙子特别能干,又特别勤劳、特别肯学,这种人应该提拔,于是就把这个小伙给提拔成了小组长,问题来了,这个小伙是最低那个种姓首陀罗的,一旦他被提拔为小组长,他手下的工人会有倒数第二种姓吠舍的人,而对吠舍的人来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首陀罗作为自己的组长,所以一听说这个首陀罗要被提升为自己的组长,所有吠舍马上全都起来抗议、游行、罢工,坚决不能让首陀罗做他们的组长。最后,这个小伙就没法当组长,但是这个企业也就撤资了,觉得没法弄,在这种地方,要建工厂、招募大量工人,居然对能干的人没有办法有效地激励,对不能干的人没有办法有效地排除,这个经济还怎么搞?没法做,所以就撤资了。

  这是个简单的例子,虽然今天在印度宪法里已经规定种姓是不起作用的,印度宪法是不考虑任何种姓问题的,所有人一律平等,但是这仅仅是宪法里的规定,现实当中人们的行为逻辑,除非你完全不信印度教了——今天全世界不信教的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国——只要你还信那个教,你肯定相信首陀罗从为人的品质上,比你是低下的,当然不是说人品坏,而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品质;只要你还信那个教,你无论如何不可能让一个首陀罗来领导你。对于精英,对于社会当中受过非常良好教育的精英,他们这种种姓观念有可能相对比较弱了,但是绝大部分人的观念仍然非常之强。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工人怎么用?怎么激励?没法弄。

  为什么在硅谷会有那么多五百强大公司里的ceo都是印度裔呢?这个怎么解释呢?我还真是很好奇,就上网特地查了一下,我发现那些在五百强里当ceo的印度裔,绝大部分都是高种姓的,婆罗门、刹帝利这种高种姓,他一生出来,他的宗教就告诉他,你生来就是要做领袖的,你生来就是要做统治者的。这种人的自信心、对自己的期许本来就非常高,如果再受过良好教育的话,放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顶级精英,不只是印度精英,而且是世界顶级精英。这种顶级精英在五百强当ceo很正常。但是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工厂,仅仅有几个顶级精英能够控制大企业,这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成为世界工厂,大量底层民众必须能够被有效动员起来参与到现代经济当中,可是印度的底层民众一半多都是低种姓的,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印度要想发展制造业,是没有足够好的工人群体的,劳动力确实便宜,但是没有意义。同时,印度基础设施很差,政府效率很低,等等,一系列原因导致对印度作为下一个世界工厂这个事,我是完全不看好。

 

  融入自由贸易秩序的越南缺乏世界工厂所需的重化工业基础

  有朋友说贸易战的问题不彻底解决,产业链的转移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相反,产业链根本就没有转移,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谈的我在越南调研的问题。

  越南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下一个世界工厂的另一个候选国,刚才有人说产业链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我猜想这位朋友的论据之一,也是去年国内很多人都会注意到的,就是在2019年10月2日,三星手机关闭了它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家工厂,在广东惠州的工厂,把手机生产全都迁到了越南北部的北宁省,现在三星全球70%以上的手机都是在越南北宁省生产的。有朋友说,越南当量太小,不可能,然而,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大量的人都在讨论这种可能性,而且越南当量也未必那么小,越南有将近一亿人口,当年日本一度差点成为世界工厂那会儿,人口占世界的比例,比今天的越南有限大点儿。

  我们接下来说三星手机的问题,三星手机迁走了,于是很多人说,这就证明了中国手机业快不行了,手机业背后牵动着大量的其他衍生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中国制造业基本就玩不下去了呢?三星手机迁走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于是我到越南去,就很想了解一下三星手机迁走到底是什么概念。因为我前面说到过,2018年的时候,全球70%以上都是零部件半成品贸易,意味着复杂产品是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的,往越南的迁移,我直觉上认为,很可能跟我们通常所想象的迁移不一样;到底是什么概念,我要到越南去调研一下。结果在越南三星手机工厂就注意到,每天下午四点都有一些卡车开过来卸货,卸下来的都是手机配件,这些手机配件哪儿来的?都是头一天下午四点在广东珠三角装车,第二天一早到了广西凭祥的中越陆路口岸,在那儿通关,通关之后,当天下午四点运到了越南北宁的三星工厂,每天如此。有朋友谈到了越南政治改革,说不利于外资引进,这还真不是,一会儿我们再谈越南改革问题以及越南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问题。

  三星手机的运输每天都是如此,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三星手机往越南迁移,但实际上上游仍然对中国供应链有很大依赖,在越南那边很可能主要是组装环节。可是究竟从中国往越南运的这些产品,量有多大?这些涉及配件的量规模有多大?我想把这个再搞清楚,但是没有能够访谈到三星高层,这个具体数据没有拿到。于是我以另外一种方式“曲线救国”,找到了一些答案。我跑到了广西凭祥的中越口岸,调研了当地的物流商,如果知道这些物流商每年运货的量,大致就可以推算出来。我访谈到了几家物流商,其中有一家就是专门给三星的供应商做物流的,它所运的东西是手机屏幕上的玻璃,还不是屏幕本身,不包括底下的液晶板,就是玻璃,并且它所服务的供应商还不是三星太大的一个供应商,是一个中等偏上规模的供应商。仅仅是运送手机上的玻璃,这个物流公司每年运的货的价值,大概是几亿美元。我就问这个物流老板,我说你们运的这个东西,占从中国运过去的总的货值大概多少呢?他说:这个具体比例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可以清晰无误地告诉你,我这几亿美元,在运过去的总的手机配件里占的比例非常之小。那就意味着配件总值至少得是一百大几十亿美元,其中几亿美元才能谈得上非常之小。由此可以看到,三星手机往越南转,实际上对上游的中国供应链仍然有很深的依赖和需求。

  我又有另外一个间接的例证,生产手机的声学系统的一家中国公司,本来是在中国的,也到越南去设了厂,于是我去越南之前,在中国先去拜访了这家公司,想听他们给我讲讲他们到越南设厂的考虑,以及跟中国这边厂的分工是什么。他们说,到那边设厂,首先是三星有要求,所以他们就需要过去设个厂。我说,你们最终是否会全都迁过去呢?国内厂是否太贵了,不划算了,最终也就不在这边干了?他们说:不行,我们做的声学系统,如果要对零部件做一些处理的话,越南根本干不了,所有这些环节必须放在中国来干。这些零部件处理完之后运到越南,在越南工厂组装,声学系统本身也需要组装,在越南工厂完成组装,组装完成之后再运回到中国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再运回越南卖给三星,来来回回这么折腾——当然来回进口出口两边都有退税,所以物流成本可以cover(抵销)掉——来回折腾时间成本高,还是要这么做,意味着在越南当地能做的东西很有限,所迁过去的就是手机当中最终的组装环节。手机是高技术产业,但是高技术产业当中并不是所有生产环节都是高技术环节,它的低技术环节就迁到越南了。我在越南做的一系列调研当中,各种行业的人普遍给我反映,越南技术水平太低,只能做那些最初的低技术环节的东西,高技术的是搞不定的,仍然依赖于中国或者其他地方。

  刚才说的手机产业是这样,而手机产业还算是高技术产业——尽管在越南完成的是低技术环节——那么一些纯粹的毫无疑问的低技术产业怎么样呢?我在越南访谈到了一些低技术产业,比如制鞋业、家具业,访谈结果也很有意思。比如家具业,我说,你们什么东西能完成本地采购?什么东西对外有需求?他们跟我讲,做家具的时候,木头这种板材越南本地有很多,而做沙发的时候需要皮革,皮革就得到中国采购,沙发里需要海绵,也得到中国采购,需要五金件,一半多也要到中国采购。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夹板什么的,也都需要到中国采购。最离谱的是,他说,家具生产完之后得包装,在越南本地可以采购到包装箱,但是生产包装箱的厂家,在生产包装箱的时候得用纸板做纸箱,纸板得到中国去采购,然后运到越南以后加工成包装箱,越南的加工环节真的没什么技术含量。到了这个程度就很让人吃惊了。一旦你把这些很具体的过程挖掘出来的话,你会发现:越南要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事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有人问我,说越南会不会重复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故事?很快就涉及这个话题了。有人问,为什么到越南进行组装?有一系列原因,一会儿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涉及。

  前面有朋友提到了越南规模太小,无法替代中国;规模这个事我们要具体来看一下,它的规模是怎样小或者怎样不小的。从它的gdp来说,2018年越南全国gdp是2425亿美元,放在中国是什么概念呢?跟中国这边的城市进行排行,越南全国跟中国的城市排行,越南只能排在第八,介于苏州和成都之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越南确实很小。虽然越南人口规模不小,2018年的时候9600多万人,而且人口增长速度很快,两三年之内就会突破1亿,但是它的gdp确实很小,还没有苏州大。不过,越南有另外一个东西很唬人,就是对外进出口,2018年进出口总额是4800多亿美元,这就很夸张了,对外贸易依存度几乎是200%——48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除以2425亿美元的gdp。这48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里,70%以上都是由外资企业来完成的。还有一个数据,通过这么大总额的进出口,最终实现的贸易顺差是60多亿美元,拿顺差除以它的进出口总额,称之为顺差率的话,顺差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几,而且我查了过往五年的数据,百分之一点几在五年里已经是最高的了,更早的时候只有百分之零点几,这几乎不赚钱,赚得非常之少,是纯辛苦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越南要想取代中国,是很难的。刚才谈到最重要的两个候选国,印度被排除了,另一个就是越南,如果越南也做不到的话,其他国家基本都做不到了。东南亚跑一圈,新加坡太特殊,把新加坡搁在一边,除了新加坡之外,整个东南亚其他所有国家,按东南亚标准来说,越南人确实是最勤劳的。刚才有朋友说到越南人很懒散,那是按照中国标准来说的。按照中国标准来说,全世界谁都很懒,只有中国人这么勤劳,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很悲摧,中国人几乎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为了挣钱可以只要工作不要生活的人群。越南人根本做不到这样,他们是一定要生活的,但是按照东南亚标准,越南是最勤劳的了。如果越南都做不到的话,其他东南亚国家就更做不到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更加没戏了,因为其他东盟国家比越南还要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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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上的中国工人

  从越南贸易的一系列数据就能看到,它做的是非常粗糙的出口加工产业,从这个意义来说,要说它能替代中国,这个事情很不靠谱,现在根本做不到。有朋友提出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二十年前就是这么过来的,越南二十年之后会不会成为中国现在这样?二三十年前中国也是只能做这种最简单、最初级的出口再加工,利润率非常之低,就是赚纯辛苦钱,但是过了二十年中国就成为世界工厂,为什么说越南没有机会像中国这样成为世界工厂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得回答。我在越南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事做不到。有朋友又问,为什么是要单独一个国家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分散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难道不行吗?我们后面都会谈到,确实不行,后面我谈中国供应链成长问题的时候会谈到这个话题。我们先把越南为什么无法复制中国之路这个问题谈一下。我们要看中国从粗加工到成长为世界工厂,有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要成为世界工厂,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你得有自己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你得有自己的重化工业。因为重化工业相当于制造业当中的基础设施,如果没有自己的重化工业,意味着很多原材料、机器你自己都不能生产。没有重化工业并不妨碍你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发展很好,因为你到别的方面去寻找你的比较优势,只要把你的比较优势发展得足够好,能够足够放大,你就能玩得转,所以没有重化工业,不妨碍你能发展得很好,比如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什么重化工业?但是它照样很富裕。在这种情况下,它想有效发展的前提是必须得跟另外一个或者几个有重化工业的国家的经济之间形成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比如澳大利亚的经济跟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经济之间有种嵌合关系,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就好了,可以发展得比较富裕。但是你要说成为世界工厂,这个事你就不要想了,你可以发展得很富裕,但是不代表你能成为世界工厂。为什么我说越南不能成为世界工厂,就因为它没有自己的重化工业。问题来了,二十年之后,难道越南发展不起来它的重化工业吗?答案还是发展不起来,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重化工业的产业特征,你会发现,它的产业特征跟后发国家所有的比较优势都是反着来的。

  具体来看,首先,重化工业都是高资本的,投资规模非常之大,而后发国家的特征是资本匮乏,反着来的。其次,重化工业都是一些很成熟的产业,成熟产业意味着它的利润率很低,早就回归到平均利润率了,远不如新兴产业的利润率高。重化工业高资本、低利润,就意味着投资回收周期非常之长,这种情况对于资本匮乏的国家而言是非常不利的。还有,从重化工业的投资规模而言,是低就业,跟其他轻工业相比,吸纳就业的能力远远低于轻工业。

  综合来看,后发国家的特征是劳动力富余、资本匮乏,重化工业的产业特征和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对照,全都是相反的,所以就会带来一个结果,纯粹依靠市场过程的话,后发国家无法内生性地长出来重化工业。后发国家如果想有自己的重化工业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国家扶持,国家强力扶持、强力催肥,把重化工业催出来。

  刚才有朋友提到了韩国有自己的重化工业。韩国恰恰就是靠政府强催出来的,我们去看一下韩国战后的经济史,会发现国家花了多大精力扶持它的财阀。而这么强催的话,跟比较优势都是反着的话,一定会严重扭曲要素价格,带来国民财富的大量浪费、福利的损失,等等,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从国家角度来看,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安全问题,从安全角度出发,刚才说的那一系列福利损失等,又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发现,韩国、日本在安全焦虑驱使之下,依靠国家对财阀的强力扶持、强力硬催,硬把重化工业扶持起来了。韩国、日本都是财阀模式;中国这边是靠国企,也不是很市场经济的一个办法,发展起来了重化工业。

  再来看越南,越南是否有机会由国家对重化工业强力扶持硬催起来呢?答案还是做不到。为什么?越南之所以发展得很不错,很多国家的资本、制造业都在往那儿跑,原因是它的贸易条件非常之好,跟美国的贸易关系距离自由贸易差一点但也差得有限,跟欧洲已经完全达成了自贸协定,跟很多国家的贸易条件都非常之好,都是准自由贸易,贸易条件如此之好,从它那儿出口是很划算的。这意味着什么?美国人、欧洲人愿意带着越南一块玩,让它加入自己的自由贸易圈,前提是,越南必须得走自由市场经济道路,如果不走自由市场经济道路是不会获准加入自由贸易圈的;只要你转为靠国家硬扶持、硬催肥的办法,变成被称为广义的统制经济的话,走这种国家主导经济的路线,西方是不会带你加入自由贸易秩序的,直接把你踢出去了。越南一旦要靠国家强力扶持发展它的重化工业,一定会被踢出来,它那么好的贸易条件也就没有了,其他制造业也就不想往那儿转移了。所以,面对这种情况,越南是没有办法靠国家强力扶持发展的。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可以发现,越南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也正在甩卖,几年前还有几万家国有企业,大规模甩卖后,到2018年时,只剩下一百多家,而且剩下这一百多家仍然还要甩卖,完全在往自由市场经济方向转型。这样,越南才能够获得西方接受。越南成为一个往自由市场经济这个方向在走的国家,西方可以带它玩,通过带它玩,鼓励它更进一步往这个方向走。

  有人问,韩国、日本不是一样在和美国玩吗?之前也有人提出这个疑问,为什么当年韩国可以那么搞重化工业?为什么今天越南就不可以那么搞?原因在于时代不一样了。当年为什么韩国、日本可以那么搞呢?因为那个时代是冷战时代;在冷战时代,政治问题是第一优先级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要为政治让步。当时对美国而言,韩国虽然在大规模扶植财阀,不够自由市场经济,但无论如何都比朝鲜强,因此美国可以容忍。而今天是后冷战时代,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在后冷战时代,经济路线选择问题是政治上如何站队的一个根本表现,如果你走国家主导经济的路线,就意味着你政治上不会跟西方站在一块了,西方会直接把你踢出去。一旦越南被踢出来的话,就意味着它必须独自面对中国,这对越南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跟中国是否表达善意没有关系,只跟两国之间在体量上绝对的差距有关系。独自面对中国这事对越南来说太可怕了,它必须抱一个大腿,要抱大腿就必须是自由市场经济;只要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意味着它在重化工业上没有机会了。

  美国会不会帮助越南应对中国呢?当然会,但是它最重要的帮助越南的手法是,帮助越南加入自由贸易秩序,这种帮助实际是一种政治性的帮助。对于越南来说,如果它不跟美国自由经济秩序、自由市场秩序玩的话,独自面对中国,它有巨大的安全焦虑。从国家层面来说,安全问题是要考虑的第一问题,对越南而言,这个安全问题,它独自面对中国的时候是不可能化解的,因为规模差得太大了;所以,它就必须和美国站在一块,只要和美国站在一块,就意味着重化工业这事它要放弃掉。这个事放弃掉,越南依然能够发展得很好,它政治层面上已经明确选择了站队美国,但同时也意味着它经济层面上就不得不跟中国经济捆绑在一起,如果跟中国经济不捆绑在一块,要想发展起来,很难。越南对中国经济有多大依存度?越南进出口里面,具体数据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20%大几是跟中国的进出口捆绑的。在这种情况下,越南的经济会发展成什么样?实际上类似于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澳大利亚,没有选择重化工业,也可以发展得很好,但是它得跟美国经济之间有一种深度的嵌合;同样,越南要想发展起自己的制造业,也得跟中国经济之间有一种深度的嵌合,这是越南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因此,我得出结论,所谓从中国往越南的制造业转移,严格说来并不是转移,而是溢出,并不是供应链从中国转走了,实际是中国的供应链溢出一部分。这也是我那本新书《溢出》名字的来源。我在越南调研的时候,访谈到了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面一个经济与政策研究院的院长,叫阮德成,是越南“国家经济年度报告”的执笔人。一般来说发展经济学都会关注一个问题,后发国家有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越南就是作为后发国家,我问他,越南有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他说:我们不需要什么产业政策,我们有广州。我说:什么意思?你们都已经要了南沙了,这已经够过分了,还敢要广州?他说:我们有广州,是说我们缺什么东西到广州去买就行了。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所谓广州并不是指广州这个具体城市,而是指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庞大的供应链集聚区。东南沿海规模很大,意味着什么呢?供应链网络规模决定了效率,我们一会儿可以谈规模和效率的关系问题,越南那边即便有供应链,规模和中国差几个数量级,意味着效率低下很多;只要从中国到越南的物流成本和通关成本不是太高的话,越南从中国采购就比从本地采购更划算。这是我去越南之前完全没想到的,调研之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会说:我们缺什么东西到广州去买,我们只做我们这儿有比较优势的部分,没有比较优势的部分我们就不做了。这就很有涵义了。广州规模太大了,还会带来什么效应呢?就意味着广州是整个越南经济的外部约束条件、外部环境。任何一项产业政策都是基于给定的环境、给定的条件制定出来的,一旦广州那边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一个什么动作,越南面对的整个外部约束条件变了、环境变了,原来的产业政策也就作废了,与其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制定呢。所以他说越南不需要产业政策。我说越南会琢磨怎么发展吗?他说:我们就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当中寻找到自己的一种比较优势,寻找到最适合越南的位置,把这个层面的比较优势能够彻底释放出来,发展到极致,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问他,你认为越南未来发展的程度是什么样呢?是下一个台湾地区还是下一个韩国?他说不可能像这两个地方、达不到这二者的程度,越南所能达到的最佳水准、最佳状态就是介于马来西亚和台湾地区之间的状态。这个状态毫无疑问能够达到,因为越南人比马来西亚人勤快太多了,而且确实有劳动力成本低等一系列优势,并且跟马来西亚比,越南又更加靠近中国,可以利用中国这边高效率的供应链,这些它全都能利用得起来。以此为基础,它想要进一步往前发展,超过马来西亚的水准,完全能够做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也能变得比较富裕。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变得很富裕,这个也能做到。

  因此,越南完全能够达到超过马来西亚的水准,但条件是得跟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嵌合在一块,这才能完成那样一个发展过程。于是,我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所谓产业链往越南转移,不是转移而是溢出。

 

  既往的经济学知识已落后于全球产业链的新格局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去年说有大量中国制造业都在往越南转移,但是调研当中我进一步注意到了有很多观念层面上的认知必须要做深度调整,这也跟我前面所说的全球经贸结构变化紧密相关。从全球经贸结构来说,今天国际贸易70%以上都是零部件半成品贸易,就意味着一个复杂商品,各国之间是在工序层面上分工了。三十年前我们讨论一个工厂转移的时候,是说它的全流程转移过来了,今天我们讨论工厂转移的时候,跟过去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比如一个复杂商品需要一百道工序能够完成,在过去,这一百道工序里有可能有七十道工序是在这一个工厂里完成的——另外三十道工序可能从别的地方购买——这一个工厂里分成七十个车间,每个车间做其中一个工序;但是今天,这七十个车间已经独立成了七十个工厂。我们再说什么工厂转移,跟过去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说七十个车间独立成七十个工厂,并不是拍脑袋说的,这是基于我在中国、东南亚那边所做的一系列调研意识到的。这种独立的一个一个工厂,在东南沿海我注意到它们的分工,每个工厂只做特别专门的一个东西,就相当于过去的一个车间,甚至于是过去车间当中的某一个环节,中国、东南亚的这种分工已经分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了。比如在浙江那边调研的时候,我看到有的生产拉杆天线的工厂,一个工厂只生产其中的一节,过去有可能一个车间把整个拉杆天线生产出来,当时一个车间里的不同工位在今天都被分解为不同的工厂。只有市场规模足够大,分工到这种深度的工厂才能活得下去;而一旦达到这种深度,效率是别人根本没办法比的,效率太高了,因为专业化到极致了,别人根本没法比,这一切全都跟供应链规模有关。

  去年我们在新闻上能够看到有很多中国工厂往越南转移,很多人都在说是否中国制造业就不行了,但是到越南实地调研之后,我发现转过去的都是某些环节,这跟三十年前我们所说的什么工厂转移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我前面谈到了三星工厂转移,大家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感觉了。工厂拆分得如此之细,如此之专业化,这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十几年之前还没到这个程度,最近十几年分工到了如此之深的深度,可以说是全新的现象。我们分析经济现象所用的概念工具还是三十几年前的工具,这就会导致我们所用的工具是没有办法真实有效地描述今天所面对的现象的;工具跟现象之间不匹配,就会导致很多讨论是有问题的。

  三十年前,工厂从日本往中国转移,从韩国往中国转移,真的是全工序转过来了。今天从中国往越南转移,就是部分工序转走了,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急需发展一些新的概念工具,用来更加有效地描述今天的现象;过往的概念工具已经不顶用了,导致我们做各种判断的时候会出现大量问题。

  越南独立于中国的身份定位促其政治改革

  我本来想讲中国供应链成长的,但是很多朋友都在追问越南政治改革问题,我就在中间插这么一段,然后再说中国供应链成长的背景、逻辑,以及由此我们可以推想的疫情之后的未来世界的可能走向。

  先说越南政治改革的问题,最近这几天,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对于越南政治改革的讨论,说越南即将开始普选了,一骑绝尘,等等。毫无疑问,越南在这方面确实走得比中国领先很多,但是国内很多对于政治改革的讨论,往往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什么前提呢?一个国家只有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想往哪儿去,才能够更加有效率地往前推进改革。而能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的前提是什么?是能够清晰地说出我是谁;知道我是谁,才知道我想要什么,才知道我该往哪儿去。就一个国家层面来说,我是谁,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足够清晰的时候,这个国家、民族内部才有最基础的共识,有了这个共识,改革往前推进,才能走得下去。如果这个最基础的共识都没有的话,要想往前改革、往前推进,基本上都做不到,因为如果最基础的共识都没有的话,就意味着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秩序都不存在——法律外观可以存在,但并不是真正的法律秩序——就意味着只能靠power(权力)来维持基本秩序。

  越南能够往前改革,能够往前走得比较快,基于我刚才说的这些,大家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越南内部在自我身份认同、自我身份定义上是比较清晰的,是有共识的,然后它的政治改革才能比较好、比较快地往前推进。那么它的自我身份定义从哪儿来呢?我们看到越南有它的核心价值观,从那里可以解读出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越南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这是胡志明在搞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时候留下的六字箴言,叫做“独立、自由、幸福”,三个关键词。独立、自由、幸福,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独立,这个特别有意思;独立得有一个对象,相对于谁来独立?越南人如何理解它的独立、自由、幸福呢?尤其是如何理解独立呢?因为同样一个词,内容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角度的解释,可以很丰富,你必须得看到他们究竟是具体如何理解他们的六字箴言的。要想了解越南如何想象自己、越南自己如何理解那六字箴言,很重要的一点——读过我的书《枢纽》的朋友,听过我的“中国史纲”那门课的朋友都会知道我一直谈的话题——就是越南怎么样讲述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意味着它在如何理解自身,它对历史的叙述方式是它的自我认同的一种表达。它怎么理解自己,就会怎么讲述它的历史。反过来说,越南是如何讲述自己的历史的,它的史观是如何表达的,相当程度上定义着越南是怎么理解它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或者我们通过这点也可以更好地解读出越南如何理解那六字箴言。

  我今天说的这些内容,绝大部分都在我那本新书《溢出》里。越南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怎么获得它的自我意识呢?怎么完成它的历史叙述呢?要想比较快、比较简单地把握住这个国家的自我历史叙述,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是,去它的国家历史博物馆,看它的国家历史博物馆里怎么策展的,整体策展思路就表达了这个国家的自我认同、自我意识定位。于是,我在越南调研的时候专门花了大半天时间在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仔细来理解、把握越南是怎么自我理解、自我定位的。我去看越南历史博物馆的时候,想要搞明白的第一个问题是,越南怎么处理它的北属时期的一千年历史呢?什么是北属时期呢?越南分北圻、中圻、南圻三个部分。它的政治中心从来都在北圻,就是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一带,在西汉的时候是被中国王朝所统治的,中国统治越南北圻一直统治到了唐朝后期。我们要想真正关注越南怎么讲述自己的历史,就要关注它怎么讲述自己的古代史,这主要是对于越南而言,因为它有这个特殊性,有一千多年的北属时期。它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从西汉征服了北圻之后开始的,一直到唐朝末年,越南摆脱了中原统治——在此之前,越南也几次摆脱过,但是没多久又被中原给重新征服回去了——宋朝的时候再次想要征服越南,没成功,失败了,之后越南就长期保持了独立自主,中间在明朝的时候有二十多年的反弹,但那是一个小插曲,在中国五代十国时期之后越南基本保持了独立自主。

  于是,对越南来说就有一个问题,它要讲述自己的历史,而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中国统治开始的,没有中国统治根本就没有它的可考的历史。这个事对于越南来说就麻烦了:如果我的文明、我的历史都是从中国的统治开始的,我面对中国的时候,在精神上永远抬不起头来,永远是一个精神上的奴隶;既然我所有的文明都是从中国的统治开始的,今天我的国民有可能就不会爱我本国,有可能会更爱中国,这对本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我看它的历史博物馆的时候,特地想看一下它怎么处理北属时期的一千多年。进去之后特别有意思,它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厅第一部分是石器时代,这很正常,任何国家的第一部分都会是石器时代;但是越南有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它的石器时代在整个策展当中的占比大得异乎寻常。越南那个地方,那么热的地方,石器时代不会有太多东西,但是在它的整个历史叙述当中占比大得异乎寻常,大到什么程度呢?本来石器时代没什么东西,但是石器时代的占比跟北属时期的一千年的占比几乎一样,这绝对是大得异乎寻常。一看到这个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高超的叙事策略,通过石器时代如此之大的占比来表明,我们是有我们独立的起源的,跟中国没关系,而这个独立的起源就在于,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人群、独立的文化;一切东西都是有我们独立的起源,只不过在北属时期被中国人打断了,所以北属时期的一千多年是中国来打断我们的独立、我们不断反抗的过程——也就是说,北属时期,从被中国统治,或者说因为中国统治而获得文明和文化,一下转换为被打断的过程——宋朝想要再次征服,没成功,被我们越南反击掉了,意味着我们反抗这个北方强邻的努力终于成功了;在此之前,是我们民族不断的反抗,反抗得有一个头儿,就是国王,但是我们那会儿没有自己的王,民间不断地努力反抗,到后来终于反抗成功了,我们的国王带领人民反抗成功了,有我们自己独立的王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国王带领人民仍然持续不断地反抗北方强邻的历史,因为中国时不时就要打它一下,它不断地持续反抗北方的强邻,国王跟人民是一体的。

  但是到了19世纪,法国人来了,接下来它的叙事逻辑马上又出现新的变化,法国人来了之后,国王作为统治阶级开始背叛人民,因此,到这会儿,越南人民开始面对两座大山,一个是殖民主义,一个是封建统治者;于是,越南人民开始奋起反抗,要推翻这两座大山,不断努力,最终成功地推翻了这两座大山。要推翻两座大山,你得能不断地用现代办法自我组织,怎么自我组织起来呢?谁完成这一切呢?共产党。因此这个叙事逻辑又无缝对接到越南共产主义革命上。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越南的“独立、自由、幸福”里面的“独立”,从对历史的叙述逻辑上就能看到,第一对象是谁?独立于中国。越南对中国的感觉是否跟中国对日本一样?差不多。我在越南访谈到一些中国人跟越南人在当地结婚了,他们就直接拿这个给我作比,说越南人对中国的感觉跟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觉差不多,当然是指侵略过中国之后的日本。越南的“独立、自由、幸福”里“独立”的第一对象是中国,因此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越南最底层的自我身份认同、最底层的身份焦虑、核心的底层精神冲动都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冲动,当然这个所谓民族主义并不是特别狭隘意义上的,而是民族独立自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越南最底层的情绪都是民族主义的冲动,让它极力想要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邻居时获得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这是必须的,是它持续了千年以上的一种精神冲动,必须相对于中国获得一个独立。而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问题呢?越南要相对于中国独立,但是体量差得太大了,没有办法相对中国而独立,除非能跟上另外一个力量、抱上另外一条大腿。我前面一直在说越南在经济上抱中国的大腿,这就意味着在今天的情况下,它在政治上抱美国大腿。所以越南为了能够从各种意义上相对于中国独立,就必须融入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秩序,才能让自己摆脱面对中国的焦虑,不融入那个更大的秩序就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焦虑。而那个更大的秩序就是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这就会带来一个效应,越南的民族主义冲动导致它会走向一种普世主义的价值选择;一定是这样,越民族主义,就越会选择跟美国那条路来走,就是走向普世主义。“我是谁”,这个自我一定是通过他者来获得识别的;没有清晰的关于他者的定义时,实际上自我定义是很模糊、含混的。对于越南来说,中国是一个天然的他者,越南很清晰地知道,它要的是相对于中国的独立;它要保障这个独立,就必须跟美国站在一块,跟美国站在一块就得走普世的那条道路,越民族主义,就越会普世主义。只要它有这个特征,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国家内部的最基础的共识就很容易出现了,而且首先这个自我身份上很容易锁定,以及基于这个自我身份,我该往哪儿走,这个共识也很容易锁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越南的政治改革往前推进得很快,比中国快得多。国内很多讨论都在说越南的改革比中国快,我们应该怎么学,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做更深入的探讨——要想有效改革,前提是什么。这点不讨论出来的话,很多讨论都会留于表面。越南因为有中国作为它的绝对的他者,所以能够清晰地获得自我意识,进而获得一个该往哪儿去的底层共识,往那边去,接下来具体怎么走,那是技术问题了。只要把目标搞清楚了,技术问题好办,最难的是把那个作为共识的目标找出来。因为中国的存在,对越南来说,这点容易做到,这个目标好找。

  但是中国和越南情况不一样,中国规模太大了。有朋友问,我们的他者是谁呢?够实力、够得上资格做中国他者的,唯有美国,其他任何国家都没资格、没能力做中国的他者。问题是,美国是世界。你要寻找他者,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跟他者之间,得找到某种差异性,才能确认自身,找到自己的某种独立感、尊严感。越南跟中国之间要寻找一个差异性,很简单,我跟中国不一样就行了;跟中国不一样,我跟谁一样呢?跟美国一样。所以我前面说到,它越民族主义就越得普世主义。但是够得上做中国他者的唯有美国,美国又是世界,那是我的他者,我跟他者之间得有区别,这个事就麻烦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一定得跟世界拧着来,但是中国如果完全跟世界一样了,中国是谁?说不清楚这个国家是谁,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这个国家的精神凝聚力建立不起来;没有精神凝聚力的话,实际会又一次导致法律秩序出问题,也会建立不起来一个靠谱、可行的法律秩序。这就导致我们的一个困境,你说不清楚自己是谁的话,你的改革就没有一个好的出发点、没有好的前提;大家对于世界杯买球经验 是谁、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没有共识,这样的话,政治改革就很难展开。在越南那边,这个事情容易得多得多。当年日本明治维新跟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相比,为什么日本搞得那么好,清王朝差很多?原因也是一样的,清王朝是通过儒家来定义自身的,日本是通过清王朝来定义自身的。“究竟我是谁”这个事情,脱离开儒家,清王朝不大容易说得清楚;只要有清王朝在,日本就很容易说清楚自己是谁,改革的时候用来锁定目标、用来凝聚民心的任务和标准,难度完全不一样。中国因为它的规模、体量,确实在世界上有它的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往往被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忽略掉了,这种忽略就会导致我们很多讨论没有办法落在实处。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再回到前面谈的中国制造业问题上,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很强大,导致往越南的转移不会是真的转移,而是溢出。简单来说一下中国供应链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中国的供应链成长,实际上是跟全球经济转型有一个内在关联。过去我们说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高速成长,经常所用的解释是说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比较低;如果把中国经济成长解释为仅仅是要素价格低,一个潜台词就是,一旦你的要素价格高了,这条路也就走不下去了,你也就完了。但是我们发现,进入21世纪,要素价格比上世纪80、90年代高多了,按说中国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速度应该下降,可是我们发现增长速度一点都没有下降,甚至仅仅就制造业而言,发展速度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要更快。这个根本没法用要素成本低来解释了,那怎么解释呢?

  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就是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出现了新一轮的创新浪潮——跟80年代时候颁布的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法案《拜杜法案》的一系列经济学后果有关,具体怎么关联我就不展开说了,只说它的结果——结果是美国这一轮的创新经济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外包需求,也就是美国那边越创新,就越需要把它的生产全都甩出来外包,自己只聚焦在创新层面上。上游聚焦创新,就意味着它的创新速度越来越快,不断往前迭代。创新出来所有新的产品这些东西,都外包出去交给别人生产。紧接着的问题就是,谁有能力承接这个外包?要承接外包有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第一是干活必须有效率,没有效率是拿不到那个订单的。第二,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不专业化就没有效率。但是一旦特别专业化,风险就太大了,因为上游创新那边之所以不自己干就是为了不面对这种转型风险。一旦生产流程都在上游自己手里的话,创新效率会受到极大的抑制,因为一旦有新的产品、新的理念,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转型成本太高,所以要把生产流程甩出来,不自己生产,以便降低转型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一旦你特别专业化,锁死在上游特定的创意上面了,上游一转型,马上你就死吧,对你来说风险太大。所以你就必须能够确保自己不至于这么轻松地死掉,你就必须得有弹性,这样的话,上游转了,你才能迅速转,不会死掉。弹性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专业化,一旦专业化,就会丧失效率。可是不专业化,你就没有效率;没效率,想死都没机会,因为一开始那个订单你就拿不着。也就是说,你要想能够承接大规模外包,必须效率、弹性兼备。问题是,这两个事一个要求专业化,一个要求不能专业化,彼此矛盾,这两个要求没法同时达到。那怎么办?中国为什么能达到呢?中国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办法,这个办法当然不是任何人设计出来的,没有任何人能够设计得出来,就是市场自发演化出来的。中国刚好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机缘碰上了一些好运气,演化出这么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中国在东南沿海的单个的中小民营企业极度专业化,专业化到匪夷所思的程度,正如我前面举的拉杆天线的案例。那么,一旦产品专业化到如此之深的程度之后,意味着所生产的是被还原到极为基础的零部件的元素;被还原到这个层面,反倒会带来一个效应,你所生产的东西通配性会特别好,也就是说你可以跟各种各样别的厂家生产的东西彼此之间互为配套组合。就像乐高积木一样,每个厂家只生产其中一个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很多厂家生产不一样形状的乐高积木,然后拼在一块,千奇百怪什么东西都能拼得出来。中国这边单个厂家极度专业化,效率就极高;同时,无数厂家加一块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内部的众多企业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彼此之间的配套关系,以整个网络为单位又确保了弹性。效率与弹性就处在不同的位阶上,同时实现了。这就是一个供应链网络。

  中国之所以能够承接大规模外包,恰恰是因为中国有供应链网络的这样一种生产机制和生产逻辑,能够同时实现专业和弹性这两个东西。供应链网络是能够承接大规模外包的一个前提。一旦进入到供应链网络这个逻辑之后我们就发现新的变量出现了,就是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里面的中小企业越多,分工深度就越深,专业化程度就越高,以及互为配套关系的动态组合的可能性也越多,弹性也越好。所以供应链的规模越大,同时满足效率和弹性的能力也就越强。一旦规模突破某个门槛之后,就会出现一个质的变化,劳动、土地要素的价格在综合成本当中的占比有可能大幅度下降,而整个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效率——我称之为广义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在总成本当中的占比大幅上升,就意味着即便劳动、土地的价格上涨2倍、3倍,都不是什么实质性问题,综合成本控制能力仍然是最强的。中国早就过了那个门槛,因为中国规模太大了。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土地价格比很多国家都要高,但是制造业仍然没有办法实质性地从中国转走,因为中国这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的能力。这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当中,所有工序、过去的所有车间全都独立出来成为工厂了,所以从整个供应链网络角度而言,可以说劳动力成本在综合成本当中占比大幅下降,但是一旦还原到具体单个企业来说——这个企业有可能只是从事特定环节,就这个环节而言——劳动、土地的占比有可能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所处的特定的这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往越南转移的制造业,一部分仅仅是跟关税有关,我访谈到的一些企业就说:如果不是贸易战,我们才不来越南呢,因为来了之后付出很多额外的管理成本,根本不划算。这是与关税有关。还有一些企业是与关税无关,之前就转过去了,但是那个转过去仅仅是要素价格对它们而言does matter(重要),对其他企业来说可能无关紧要,但是要素价格可能matter(重要)的这些环节的这些企业是有可能往越南转的。

  后来我跟别人讨论的时候就划了一个象限,横纵坐标分别是这个产品所处的供应链的复杂度以及劳动力成本在这个工厂成本中的占比,供应链复杂度低以及劳动力成本占比高的企业,就应该从中国转出去,中国做这些东西早就没有比较优势了,而供应链复杂度高、劳动力成本占比低的那些环节就不可能转出去。这里有一系列东西,可以做更深入的探讨。

  我刚才说的很多东西,一方面是在我的《溢出》那本书上做了更加完整的讨论,另一方面在我的个人公号“施展世界”上也经常有很多讨论,有兴趣的人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公号。

  疫情后世界的变数与“中国制造”的中长期前景

  刚才我说到的这一切,最终都可以得出结论,贸易战并不会导致出现制造业从中国实质性的转移,但是这个结论仍然是有一个前提的,什么前提呢?就是很多朋友在问的,如果中国左转怎么办?对于中国左转不左转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分析中国的供应链在全球制造业当中的结构性位置。刚才我不停地谈到中国的制造业是中低端制造业,这点很重要;高端制造业当然还在西方。进一步比较高端制造业和中低端制造业,会发现有一个本质区别在于,高端制造业的基础或者说壁垒是什么呢?壁垒是技术优势,而技术优势意味着你不会就是不会,你成本再怎么低,替代不了人家,因为你不会。高端制造业的壁垒是技术优势,而中低端制造业的壁垒是成本优势——我比你那儿便宜得多,你那儿技术怎么高,但是你永远做不到我这么便宜,我就可以比你玩得转。高端制造业的基础是技术优势,这是西方所掌握的;中低端制造业的基础是成本优势,这是中国所掌握的。问题就来了,技术优势的壁垒很难被突破,成本优势的壁垒在什么情况下是无法被突破的?只有在别人仅仅从成本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成本优势是无法突破的壁垒,但如果人家不仅仅从成本角度出发,还从别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时候,成本优势就是一个可以被突破的壁垒。问题就来了,什么情况下从成本出发考虑问题,什么情况下不从成本出发考虑问题?不从成本出发就是从安全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了,那是什么情况呢?在日常状态下,各国彼此信任,或者最底层、最基础、最基本的信任还存在的情况下,人们一般来说还是从成本出发考虑问题的,但是一旦各国之间最基础的信任被破坏了,其他国家就不再从成本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是开始从安全角度出发;只要从安全角度出发考虑问题,那么成本优势就是一个可以被突破的壁垒,根本称不上壁垒。紧跟的问题是,什么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因为不与安全相关的产业,犯不着突破成本壁垒,不划算,但是一旦这个产业与安全相关,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个成本壁垒是完全可以突破的,可以不惜代价去做这个事,成本就是代价,就没中国的事了。

  所以基础信任破裂的情况下,人们就从安全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了。哪些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呢?这个边界又不是固定的,实际上是在动态变化的,变化的基准是什么?是中国跟西方之间彼此之间信任的破坏程度。在过去有最基础信任的时候,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就是军工产业,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便西方跟中国从成本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最基础信任都在,但是军工产业仍然都在他们自己手里。有朋友说不惜代价是暂时的,那么这位朋友觉得军工产业是暂时这样的吗?他们的军工产业会从成本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吗?当然不会,他们的军工产业自主是长期的,因为那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今天,在疫情当中,如果中国表现出自己有可能拿供应链、拿自己的生产能力做武器来要挟别的国家的话,别的国家会觉得,不敢信任中国,那么它就有可能把安全相关产业这个边界往外扩,扩得越来越大,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我们最近可以看到,有些国家在普遍地往外扩这个边界,比如提出所有医疗、公共卫生相关产业都是安全相关产业,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实际上医疗相关产业,对西方国家来说没有任何技术屏障,过去不干这个活,只是因为不划算,犯不着干,而今天必须干这个活了,因为与安全相关。还有,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产业,西方也一定会把它定义为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它会越来越努力地在自己那边重建起这些产业的相关生产能力。当然,即便他们重建起来相关生产能力,不代表中国这边就没有了,中国的那些生产能力仍然还在,只不过西方重建了一套,重建之后会形成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当然了,仅仅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会形成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有一个问题,即便存在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那些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在制造业的总盘子中占比仍然不大,绝大部分产业仍然是与安全不相关的产业,因此,从中短期来看,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很有限。我们并不用担心中短期,因为安全相关产业在总盘子当中的占比比较小,但是有一点很致命:我们看最近这一百多年历史,会发现,安全相关产业往往是引导技术前沿走向的产业。今天有大量的技术都是从阿波罗登月计划里出来的,从美国国防部里出来的,因特网的前身就是阿帕网,阿帕网就是美国国防部的项目。大量技术从阿波罗登月计划、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计划)里出来,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跟西方之间在安全相关产业上形成两套平行的生产体系,就会形成两条平行的技术路线,接下来要比拼的就是这两条平行技术路线,谁的技术演化迭代速度更快了。谁的速度更快呢?肯定是西方,因为咱们这儿所说的技术演化迭代速度所指的不是从1到n的技术创新——从1到n的技术创新,中国非常厉害——而是从0到1、会带来真正的内涵性增长的技术创新。要想真的完成从0到1的创新,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第一,得有非常好的基础研究。第二,得有足够自由的研究环境,比如,不能天天老担心被学生举报。第三,得有足够强的能够吸引人才愿意到这儿来的一套制度安排。这三点,今天西方国家跟中国相比,有着大得多的优势。那就意味着,20年之后,西方完成它的技术迭代了,而中国的技术迭代跟人家形成代差了,一旦形成代差,那就意味着,中国真正的问题才到来。这是从长期来看。从中短期来看,三五年之内,中国的经济有可能会显得比西方还要更加亮眼,原因在于,西方要不惜代价重建相关产业,这个过程会有一段很痛苦的阶段,以及中国这边会有更多的经济刺激等一系列东西。中国短期打鸡血,表现会很亮眼,西方会处在相对痛苦的重建阶段,经济效率比较低下——我们前面谈到了,这种做法一定是跟比较优势相反的。对于西方来说,它的比较优势在创新产业、高端第三产业上,要重做安全相关产业这些东西,跟它的比较优势有可能是相反的。

  所以,短期来看,几年之内,中国经济的表现有可能比西方更加亮眼,三五年之内,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但是,把视野拉得稍微再长一点,以20年为单位的话,中国的问题就来了;中国真正的麻烦有可能在20年后,而不在未来三五年。但是刚刚说的一切,都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还不是绝对会出现的一种现实性。而这个可能性是否一定会现实化,至关重要地取决于中国跟西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究竟会被破坏到什么程度,还是会逐渐被修复?如果被破坏到一定程度,被破坏得越来越严重,大概率三五年之内中国经济肯定比西方更加亮眼,我们会更加觉得“厉害了,我的国”,但是20年之后一定会被拉清单。如果相互信任关系逐渐恢复重建的话,这种很糟糕的前景就不会变成现实,我们会往一个更加可欲的方向前进演化,中国与世界进入到更加良性的互动关系当中。

  那么究竟会往更加不信任的方向演化,还是往逐渐恢复信任的方向演化?当然取决于双方,但是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么选择,这是中国最近这几年里最重大的一个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

 

  问答

  提问:是什么在影响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信任关系?

  施展: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吧,这个就不展开讨论了。

  提问:您对台湾问题的前景怎么看?

  施展:这次疫情里,我的一个直观感受是,大陆和台湾在民心上越走越远,长期来看真的会有很大的问题,这是我现在看上去很悲观的一个事情。

  提问:美国会不会利用南海冲突来抑制中国?

  施展:南海冲突对美国来说是个小意思,美国要想抑制中国,办法很多,美国手里满把牌,所以不用把目光太聚焦在南海冲突上,美国肯定会利用这个的,但是美国的牌太多了。

  提问:您最后一个分析推倒了之前所有分析?

  施展:这个不能说推倒了,因为我前面所有分析都是说当前而言,贸易战、疫情是否会让中国的制造业玩不下去了,当前肯定不会玩不下去,中国制造业仍然非常有优势。最后一个分析说,二十年之后,有一种可能性是中国在技术上和西方有代差,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并不必然会成为现实,取决于中国怎么选择。

  提问:为什么中国不以俄罗斯作为自己的他者,而是以美国?

  施展:中国曾经以苏联作为他者,在中共九评苏共的时候,在珍宝岛冲突的时候,等等,中国曾经以苏联作为他者,但是今天的俄罗斯哪还有资格作为中国的他者了?今天从国力上来说,有资格作为中国他者的唯有美国了。

  提问:越南正在逐渐推进土地私有化?

  施展:越南的土地一直是私有的,所以您要是去看越南的土地价格的话,会发现它的土地价格机制跟中国的定价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内说越南正在逐渐推进土地私有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提问:跟越南相比,中国战略机遇期是否已经结束?

  施展:越南确实有它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未必结束,仍然取决于中国接下来怎么选择,如果选择得当的话,未必结束。要说悲观,我也只是谨慎悲观,要说乐观,我也是谨慎乐观,我认为中国仍然还在窗口期里,仍然还有选择机会。

  提问:您在《枢纽》那本书里提到的中国是轴心文明诞生地,对今天可能会有什么作用?

  施展:这个会有很大作用,曾经出现过轴心文明诞生地的国家,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潜意识里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期待。作为中国人,平时你可能意识不到这点;反过来,你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越南人或者你把自己设想成一个马来西亚人,你就可以想象,你绝对不会设想你的国家越南或者你的国家马来西亚在世界上应该起到怎样的伟大作用。但是作为中国人,你会设想这一点,这跟中国作为一个轴心文明诞生地是有关系的,包括具体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中国要在世界上起到伟大的作用,这个作用究竟应该是什么。

  提问:中国以美国作为他者保持特殊性?

  施展:这个所谓特殊性并不是说要有多特殊,而是说你要起到独特作用,有可能别人起不到的,你能起到的作用,通过这个作用来达成全人类的普遍的某种福利水平或者是人们普遍的某种精神觉醒或者怎样——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可以期待的独特性在这个方面。如果你的眼光被自己压缩得很小的话,只想着我要跟谁硬杠、跟谁对着来,实际是你自己背叛了自己所应有的世界责任以及你本来能够达成的一个世界地位。这个特殊性不是表现为你跟他人对着来,完全可以表现为你起到跟他人不一样的功能、不一样的作用,彼此之间可以是相互补充性的;有可能对方就是起不到这个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又是对方所需要的、世界所需要的,此时你的独特性就呈现出来了,而且这种独特性并不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实际上是一种普世主义的。中国应该追求的是这样的方向:我承认普世秩序,在普世秩序中,我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这就是我的价值所在。

  提问:双循环结构很稳定舒适,我们会一直如此吗?

  施展:反正这20年之内,大概率还是会如此,但是20年之后究竟怎样,就得看了。20年后变数很多,尤其刚才我们所说的当下应该如何选择,等等,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只能说这20年之内,大概率还是会如此的。

  提问:跟他者之间的差异性是否可以是互补的?

  施展:跟他者之间的差异性当然可以是互补的,轴心文明会有对自己的差异性、独特性的追求,差异性、独特性并不必然是对抗性。我的《枢纽》里着力要构造一种新的史观。我们现在主流史观,近代史被表达为一个屈辱史。如果你的近代史就是屈辱史,屈辱是谁给你带来的?世界。直接就会导向你把自己跟世界的关系理解成一种对抗性的关系,这种理解是很糟糕的。所以你只有改变这个史观,才有可能消解掉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更加从建设性关系的角度出发。而对于这种建设性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从近代史里完全可以解读出来,我在《枢纽》里做了很深入、很仔细的探讨。朋友们也可以到“得道”app上听我的那门课“中国史纲”,是对《枢纽》的简化科普版,没有时间读大部头书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中国史纲”里面就谈到了中国的近代史实际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如果没有和西方的互动的话,这个转型是无法展开的,有了中西互动才能展开。这个互动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很多屈辱,但是那是“一个指头”,不能因此忽略了另外“九个指头”;如果你只看到一个指头,你跟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一旦你把那九个指头也纳入进来考虑的话,你跟世界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提问:你在写《枢杻》时,有没有受黑格尔的历史精神本体进化思想影响,想象中国有这种实体般的民族精神主体在运动?

  施展:《枢纽》那本书从哲学思考上是受到黑格尔很大影响的,“历史精神本体进化”这种表达本身就对黑格尔有很大的误解,国内对黑格尔的理解基本都是通过马克思理解的,而且通过的是被我们改造过的马克思,对黑格尔有巨大误解。如果真的去读黑格尔原著,就会发现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跟我们国内对黑格尔通常的呈现也是完全不一样,它是极其了不起,极其伟大、深刻的哲学。

  提问:您在《枢纽》里面的思考,跟新天下主义那些人的思考是否是一致的?

  施展:有非常大的区别。新天下主义的那些讨论,基本都是一种纯粹的观念讨论,从观念到观念的讨论;而我在《枢纽》里,把所有历史过程都还原到非常具体的真实的物质过程,甚至还原到一系列最基础的生存逻辑上,从生存逻辑角度,我从里面提炼一些精神要素,最终得出我的那样一种新的史观出来,所以跟从观念到观念的新天下主义的讨论区别很大。

  提问:传动轴本身是否就是种独特性?

  施展:传动轴,当然就是一个独特性,这个话题我在《枢纽》里做过仔细的讨论。《溢出》是《枢纽》第七章的一个迭代,实际上仅仅是《枢纽》第七章的前两节的迭代。后两节我就在仔细讨论中国的传动轴的特性,在双循环结构里能够起到美国以及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所起不到的怎样一种独特作用,那个作用对世界而言非常重要。今天世界上几乎只有中国能做到,但是能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国对此要有精神自觉,如果你根本领会不到这一切,没有精神自觉的话,所有这些全都做不到,一切全都浪费掉了。

  我《枢纽》那本书通篇的整体哲学结构都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提供的结果,如果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比较熟悉的话,读的时候就会意识到我所用的结构,如果不那么熟悉的话,在我的书的最后一章,第八章的某一节里,有对黑格尔哲学比较系统的探讨——黑格尔和哈耶克之比,黑格尔路径和哈耶克路径的对比,以及两者最终又如何有可能殊途同归这样一个讨论。

  提问:美国对中国有没有可能打起金融战?

  施展:这个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是要注意,所谓的金融战跟宋鸿兵所说的“货币战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宋鸿兵那个并不是对真实的国际政治或者经济历史的描述,你就拿它当小说看,作为小说还是挺好玩的,但是你要拿它当成真正的历史来理解,那就离题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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