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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援助救不了非洲——自上而下的贫穷与自下而上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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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援助救不了非洲——自上而下的贫穷与自下而上的富裕-世界杯买球攻略

为什么援助救不了非洲——自上而下的贫穷与自下而上的富裕
2021-08-12 14:51:30
来源: 经纬西东 作者: 童大焕
关键词:文明 点击: 次 我要评论
英国思想家、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写道: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必须补充一句:若财产公有,必权力私有。哪怕只是由政府来临时分配财产,也必然使权力私有,沦为替官员谋福利的私有化工具。人类社会最根本矛盾——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矛盾,是市场和政府的矛盾,而不是资本和公民的矛盾。

   【1】作为人类摇篮的非洲

  由于优越的气候和地理位置,插根木棍都能长树的非洲,在达尔文的笔下是人类的摇篮。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对此作了大胆的推测。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起源于非洲还是亚洲,一直是古人类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自1924年在非洲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发现了一系列的人类化石,这一系列的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相比之下,亚洲出土的化石很难与之相提并论,因此,大部分古人类学家都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可能性较大。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类摇篮的非洲,一个食物资源丰富的非洲,今天却成了贫穷、落后、动荡、疾病的代名词。这是为什么呢?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欧美之于非洲,是殖民奴役者、资源掠夺者。非洲今天的问题,是欧美数百年剥削和掠夺的结果。

  但实际上,这种评价是不客观的。连基本的农牧业都不存在的黑非洲,有什么东西可抢?西方人不可能争夺他们传统的狩猎与采集资源。西方也的确从非洲开采了工业资源,但千万年来,这里深埋地下的自然资源,对原始状态的非洲人毫无意义。相反,西方人带来的现代文明、买走的资源,给了他们非洲人原始生存状态下,不可能创造拥有的物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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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西方慈善摧毁的非洲

  实际上,和许多人“落后就要挨打”的“掠夺认知”正好相反,西方对非洲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帮助,在过去50年中,欧美向非洲提供的援助,高达2.3万亿美元!

  恰恰是这些巨额援助,毁掉了非洲正常的市场机制,进而摧毁了非洲。

  亦鸣《西方的慈善,如何毁害了非洲?》(烟云过眼看 2020-08-31)向我们描绘了一幅非洲被慈善“溶解”的现世衰败图:

  政治正确的西方,必须尊重贫穷国家的主权、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因此,自然是把白送的粮食交由非洲政府,再由政府机构,一层层发放到非洲百姓手中。

  不可避免地,粮食会一层层被截留,最后能到饥民手里的数量和比例,只有天知道。

  问题在于,贪污截留下来的巨量粮食,官员可不是只供自己吃,而是要把粮食变现,变成钱。

  按市场价卖?太慢!那就按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吧,反正,粮食是白送来的,怎么卖都不赔钱。

  非洲本地老实种地的农民,这时发现,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成本比人家售价还高一大截,根本卖不出去,只能堆在仓库里发霉。如此一来,还有谁想种粮、敢种地呢?

  本来就落后的农业,被一记重拳。无人种粮后,就更缺粮食了,而官员手里粮食的价格,自然就可以再抬上来;买不起粮的人多了,饥荒挨饿更严重了,又可以呼吁国际社会更多的援助。这样的恶性循环不断升级,百姓的日子日益艰难,官员阶层的利益,却不断水涨船高。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nancy qian以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nathan nunn做过一个调查,他们从1972年一直跟踪到2006年,发现一个国家得到的粮食援助每增加10%,这个国家的暴力动乱程度就会增加1.14%。道理正是如此:因为一个底层真正缺粮的贫民,是没有办法直接拿到援助粮的。要么被政府官员贪污走,要么被手里有枪的反政府武装、游击队抢走。这些有组织的暴力会劫持控制这些粮食,也由此变得更强大。最典型的就是索马里,大量的捐助粮都在半途被武装组织比如海盗、游击队、反政府武装劫持。

  同样问题,在工业领域也一样发生。最有代表性的,是一项本来功德无量的联合国慈善计划。200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拨付了8000万美元,用于联合国发起的非洲“遏制疟疾计划”,这次行动中,购买了大量蚊帐,计划免费分发给贫穷的非洲人,让他们不受蚊子叮咬,降低染疫可能。

  结果,这些蚊帐不出意料地出现在非洲乡村城市的黑市上,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非洲本地大量的蚊帐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失去了工作,政府失去了税收;第二年,想要蚊帐的人,要么拿着钱也买不到蚊帐,要么价格变成天价,买不起了。于是,疟疾的发病率,在美国援助后,居然攀上了新高峰!

  直接给钱又如何?不少非洲国家的政府,大量的财政收入,就来自外来援助,比如喀麦隆,有41%的收入,来自国际援助。

  然而,既然不费力气就能有钱花,那么,哪个政府、哪个官员、还稀罕本地企业交的那点可怜巴巴的税收?还花什么力气发展经济呢?于是,非洲国家的私人商业资本,就自然地被轻视、被排斥了。

  同时,大量涌入消费市场的援助资金,带来的,是无法遏制的对内严重通胀。手里有了外币,政府也有了底气大量发行本国货币,久而久之,货币发行就不计后果了,最后,导致津巴布韦那样无法想象的通货膨胀。最终的结果:摧毁本国的国民经济系统。

  而被援助喂肥的政府官员,大把的美元,放在哪里保险呢?自然不是动荡的非洲,而是安全的西方;借钱的债务之类,则留给了国内。

  50年巨额援助后,大部分非洲百姓,实际上比以前更加贫穷;最有说服力的数据,是非洲占全球贸易的份额,由6%,下跌至2%。

  【3】经济学的“白痴”线

  现实情况是,世界上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每个人,而且拥有足够多的合适农田来养活每个人。不幸的是,由于低效、不公平的分配系统和糟糕的耕作方法,数百万人得不到足够的营养。

  50年来西方给了非洲巨额的援助,但形成极端讽刺的是:自1968年以来大的饥荒只发生在非洲国家,这些国家饱受腐败、动荡、内战和周期性干旱的困扰,数以亿计的人被饿死。

  当人们处在饥饿、贫穷、孤独、无助的时候,往往会期待一个大机构、尤其是期待大政府来救济、庇护自己;

  当社会处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期待公权力来拉平收入差距,来纠偏“市场失灵”或“市场只顾效率不顾公平”。

  但是,非洲长达半个世纪的慈善实践,用无数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

  政府,不是可以期待的福音,恰恰是最需要严加防范的凶神恶煞!

  当我们期待政府以至圣至德、众生平等、无所不能之圣心圣手来悬壶济世、普度众生的时候,通过非洲慈善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各级官员在分配慈善资源的时候,从政府到官员,遵循的恰恰不是“道德人逻辑”,而是“经济人逻辑”:

  首先考虑的是政府和官员的利益,公权私用成为常态;

  公权私用过程中,遵循的是价格竞争这一经济学规律:低价卖粮,低价卖蚊账,以求快速抢占市场以出售获利。

  直接援助资金,则直接变成了政府的收入,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更是被抛诸脑后。

  当人们期待政府掌握更多的资源(尤其是生活资料和现金)以实现更好的分配、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的时候,我们发现,结果和愿望正好相反:

  当政府掌握越多的资源,社会越腐败,分配越不公;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政府掌握越多的资源,市场价格体系一定越受到破坏,进而破坏整个市场机制,然后进一步摧毁全社会。

  也就是说,当政府掌握越多的资源,不仅会加剧存量资源分配的巨大腐败和不公,而且会通过破坏市场机制,全面抑制增量财富的创造。

  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逆的经济逻辑!

  那些白左、白莲花们一切试图抑制资本、加强权力的理想设计,最终一定是“种下龙种,收获跳蚤”,许以天堂,收获地狱。

  英国思想家、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写道: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

  必须补充一句:若财产公有,必权力私有。

  哪怕只是由政府来临时分配财产,也必然使权力私有,沦为替官员谋福利的私有化工具。

  人类社会最根本矛盾——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矛盾,是市场和政府的矛盾,而不是资本和公民的矛盾。

  【4】自上而下的贫穷与自下而上的富裕

  如果说,非洲的政府主导西方慈善资源的分配,导致了整体的、自上而下的退步、落后与贫穷,那么,中国相反的例子,则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与活力释放,带来了农民的自由与富裕。

  这个例子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06月27日10:46《杜润生:包产到户一锤定音》回顾了这一历史进程: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而邓子恢和杜润生却因言获罪,几年以后,中央以农工部“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彻底撤消了这个部。文革”初始,有过被“大炮轰”经历的杜润生成了科学院党组中第一个被打倒的人物。

  再现政坛,已经是十多年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66岁的杜润生重回农口。杜润生坚信,自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包产到户,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而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但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

  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吴象发表的一篇题为《阳关道和独木桥》的文章,就描述了当时的争议。

  其实,早在75号文件之前,山东、四川、广东等若干省份已经有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尝试。广东省委曾派工作组去纠正,可是越纠越多,而且实现包产到户的地方,生产一季翻身,把吃饭问题解决了。杜润生在回忆录中写道:“包地的农民和工作组的干部捉迷藏,来检查时,他们就集中起来做出干活的样子,干部走了,又各干各的。”当地的省农委领导马上认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 32%。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

  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集体化20多年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年产量就增加到了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加68%,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国农村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5】观念反复的“历史旋涡”

  包产到户的三十年争论史,其实走了一个终点又回到起点的“历史的旋涡”: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

  结果是情况更糟,不仅市场体系遭到破坏,导致资源产出更加短缺,而且,执行过程中巨额成本居高不下:

  “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

  最后是各地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效果立竿见影:

  “早在75号文件之前,山东、四川、广东等若干省份已经有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尝试。广东省委曾派工作组去纠正,可是越纠越多,而且实现包产到户的地方,生产一季翻身,把吃饭问题解决了。”

  最后,经过长达30年的争论和地下实践,包产到户终于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一锤定音得到肯定。

  【6】市场,只有市场,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

  市场,只有市场,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

  不论是福利经济学,还是救灾经济学,更不用说市场经济学本身,都是如此。

  有人说,救灾应该不一样吧?集中资源到政府手里,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是,不论火灾、水灾、海啸、地震,等等,99%以上靠的是预防和现场救灾,尤其是人命关天方面,往往只有几分钟时间。而灾后,往往会有交通、通信等的阻碍,妨碍外部救灾力量的及时介入。外部力量主要只能在灾后重建方面起较大作用。

  救灾还面临着决策的隔膜性与滞后性、执行过程的巨额成本、信息传递的迟滞与失真等等。

  因此,当地的市场力量越发达,越完善,面对各种自然灾难和社会危机的自我救助、自我重建的力量也越发达,越完善,越精准,越及时。

  公权力掌握资源越多,社会一定越腐败、低效、落后。

  期待自上而下的力量包打天下,一定会加剧贫穷与落后;寄望于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社会一定会兴旺发达。

  这一条楚河汉界是否清晰,可以成为检验一个人,在经济学领域是白痴还是正常人的根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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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援助救不了非洲——自上而下的贫穷与自下而上的富裕

2021-08-12 14:51:30
来源: 经纬西东 作者: 童大焕
关键词:文明 我要评论
英国思想家、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写道: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必须补充一句:若财产公有,必权力私有。哪怕只是由政府来临时分配财产,也必然使权力私有,沦为替官员谋福利的私有化工具。人类社会最根本矛盾——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矛盾,是市场和政府的矛盾,而不是资本和公民的矛盾。

   【1】作为人类摇篮的非洲

  由于优越的气候和地理位置,插根木棍都能长树的非洲,在达尔文的笔下是人类的摇篮。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对此作了大胆的推测。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起源于非洲还是亚洲,一直是古人类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自1924年在非洲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发现了一系列的人类化石,这一系列的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相比之下,亚洲出土的化石很难与之相提并论,因此,大部分古人类学家都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可能性较大。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类摇篮的非洲,一个食物资源丰富的非洲,今天却成了贫穷、落后、动荡、疾病的代名词。这是为什么呢?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欧美之于非洲,是殖民奴役者、资源掠夺者。非洲今天的问题,是欧美数百年剥削和掠夺的结果。

  但实际上,这种评价是不客观的。连基本的农牧业都不存在的黑非洲,有什么东西可抢?西方人不可能争夺他们传统的狩猎与采集资源。西方也的确从非洲开采了工业资源,但千万年来,这里深埋地下的自然资源,对原始状态的非洲人毫无意义。相反,西方人带来的现代文明、买走的资源,给了他们非洲人原始生存状态下,不可能创造拥有的物资享受。

下载 (2).jpg

  【2】被西方慈善摧毁的非洲

  实际上,和许多人“落后就要挨打”的“掠夺认知”正好相反,西方对非洲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帮助,在过去50年中,欧美向非洲提供的援助,高达2.3万亿美元!

  恰恰是这些巨额援助,毁掉了非洲正常的市场机制,进而摧毁了非洲。

  亦鸣《西方的慈善,如何毁害了非洲?》(烟云过眼看 2020-08-31)向我们描绘了一幅非洲被慈善“溶解”的现世衰败图:

  政治正确的西方,必须尊重贫穷国家的主权、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因此,自然是把白送的粮食交由非洲政府,再由政府机构,一层层发放到非洲百姓手中。

  不可避免地,粮食会一层层被截留,最后能到饥民手里的数量和比例,只有天知道。

  问题在于,贪污截留下来的巨量粮食,官员可不是只供自己吃,而是要把粮食变现,变成钱。

  按市场价卖?太慢!那就按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吧,反正,粮食是白送来的,怎么卖都不赔钱。

  非洲本地老实种地的农民,这时发现,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成本比人家售价还高一大截,根本卖不出去,只能堆在仓库里发霉。如此一来,还有谁想种粮、敢种地呢?

  本来就落后的农业,被一记重拳。无人种粮后,就更缺粮食了,而官员手里粮食的价格,自然就可以再抬上来;买不起粮的人多了,饥荒挨饿更严重了,又可以呼吁国际社会更多的援助。这样的恶性循环不断升级,百姓的日子日益艰难,官员阶层的利益,却不断水涨船高。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nancy qian以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nathan nunn做过一个调查,他们从1972年一直跟踪到2006年,发现一个国家得到的粮食援助每增加10%,这个国家的暴力动乱程度就会增加1.14%。道理正是如此:因为一个底层真正缺粮的贫民,是没有办法直接拿到援助粮的。要么被政府官员贪污走,要么被手里有枪的反政府武装、游击队抢走。这些有组织的暴力会劫持控制这些粮食,也由此变得更强大。最典型的就是索马里,大量的捐助粮都在半途被武装组织比如海盗、游击队、反政府武装劫持。

  同样问题,在工业领域也一样发生。最有代表性的,是一项本来功德无量的联合国慈善计划。200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拨付了8000万美元,用于联合国发起的非洲“遏制疟疾计划”,这次行动中,购买了大量蚊帐,计划免费分发给贫穷的非洲人,让他们不受蚊子叮咬,降低染疫可能。

  结果,这些蚊帐不出意料地出现在非洲乡村城市的黑市上,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非洲本地大量的蚊帐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失去了工作,政府失去了税收;第二年,想要蚊帐的人,要么拿着钱也买不到蚊帐,要么价格变成天价,买不起了。于是,疟疾的发病率,在美国援助后,居然攀上了新高峰!

  直接给钱又如何?不少非洲国家的政府,大量的财政收入,就来自外来援助,比如喀麦隆,有41%的收入,来自国际援助。

  然而,既然不费力气就能有钱花,那么,哪个政府、哪个官员、还稀罕本地企业交的那点可怜巴巴的税收?还花什么力气发展经济呢?于是,非洲国家的私人商业资本,就自然地被轻视、被排斥了。

  同时,大量涌入消费市场的援助资金,带来的,是无法遏制的对内严重通胀。手里有了外币,政府也有了底气大量发行本国货币,久而久之,货币发行就不计后果了,最后,导致津巴布韦那样无法想象的通货膨胀。最终的结果:摧毁本国的国民经济系统。

  而被援助喂肥的政府官员,大把的美元,放在哪里保险呢?自然不是动荡的非洲,而是安全的西方;借钱的债务之类,则留给了国内。

  50年巨额援助后,大部分非洲百姓,实际上比以前更加贫穷;最有说服力的数据,是非洲占全球贸易的份额,由6%,下跌至2%。

  【3】经济学的“白痴”线

  现实情况是,世界上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每个人,而且拥有足够多的合适农田来养活每个人。不幸的是,由于低效、不公平的分配系统和糟糕的耕作方法,数百万人得不到足够的营养。

  50年来西方给了非洲巨额的援助,但形成极端讽刺的是:自1968年以来大的饥荒只发生在非洲国家,这些国家饱受腐败、动荡、内战和周期性干旱的困扰,数以亿计的人被饿死。

  当人们处在饥饿、贫穷、孤独、无助的时候,往往会期待一个大机构、尤其是期待大政府来救济、庇护自己;

  当社会处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期待公权力来拉平收入差距,来纠偏“市场失灵”或“市场只顾效率不顾公平”。

  但是,非洲长达半个世纪的慈善实践,用无数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

  政府,不是可以期待的福音,恰恰是最需要严加防范的凶神恶煞!

  当我们期待政府以至圣至德、众生平等、无所不能之圣心圣手来悬壶济世、普度众生的时候,通过非洲慈善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各级官员在分配慈善资源的时候,从政府到官员,遵循的恰恰不是“道德人逻辑”,而是“经济人逻辑”:

  首先考虑的是政府和官员的利益,公权私用成为常态;

  公权私用过程中,遵循的是价格竞争这一经济学规律:低价卖粮,低价卖蚊账,以求快速抢占市场以出售获利。

  直接援助资金,则直接变成了政府的收入,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更是被抛诸脑后。

  当人们期待政府掌握更多的资源(尤其是生活资料和现金)以实现更好的分配、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的时候,我们发现,结果和愿望正好相反:

  当政府掌握越多的资源,社会越腐败,分配越不公;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政府掌握越多的资源,市场价格体系一定越受到破坏,进而破坏整个市场机制,然后进一步摧毁全社会。

  也就是说,当政府掌握越多的资源,不仅会加剧存量资源分配的巨大腐败和不公,而且会通过破坏市场机制,全面抑制增量财富的创造。

  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逆的经济逻辑!

  那些白左、白莲花们一切试图抑制资本、加强权力的理想设计,最终一定是“种下龙种,收获跳蚤”,许以天堂,收获地狱。

  英国思想家、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写道: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

  必须补充一句:若财产公有,必权力私有。

  哪怕只是由政府来临时分配财产,也必然使权力私有,沦为替官员谋福利的私有化工具。

  人类社会最根本矛盾——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矛盾,是市场和政府的矛盾,而不是资本和公民的矛盾。

  【4】自上而下的贫穷与自下而上的富裕

  如果说,非洲的政府主导西方慈善资源的分配,导致了整体的、自上而下的退步、落后与贫穷,那么,中国相反的例子,则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与活力释放,带来了农民的自由与富裕。

  这个例子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06月27日10:46《杜润生:包产到户一锤定音》回顾了这一历史进程: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这一政策伴随着合作化运动,彻底瓦解了农村的商业网络。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而邓子恢和杜润生却因言获罪,几年以后,中央以农工部“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彻底撤消了这个部。文革”初始,有过被“大炮轰”经历的杜润生成了科学院党组中第一个被打倒的人物。

  再现政坛,已经是十多年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66岁的杜润生重回农口。杜润生坚信,自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包产到户,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而会上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

  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但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

  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吴象发表的一篇题为《阳关道和独木桥》的文章,就描述了当时的争议。

  其实,早在75号文件之前,山东、四川、广东等若干省份已经有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尝试。广东省委曾派工作组去纠正,可是越纠越多,而且实现包产到户的地方,生产一季翻身,把吃饭问题解决了。杜润生在回忆录中写道:“包地的农民和工作组的干部捉迷藏,来检查时,他们就集中起来做出干活的样子,干部走了,又各干各的。”当地的省农委领导马上认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 32%。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

  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集体化20多年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年产量就增加到了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加68%,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国农村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5】观念反复的“历史旋涡”

  包产到户的三十年争论史,其实走了一个终点又回到起点的“历史的旋涡”:

  1953年由于粮食出现严重短缺,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决策:统购统销。

  结果是情况更糟,不仅市场体系遭到破坏,导致资源产出更加短缺,而且,执行过程中巨额成本居高不下:

  “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

  最后是各地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效果立竿见影:

  “早在75号文件之前,山东、四川、广东等若干省份已经有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尝试。广东省委曾派工作组去纠正,可是越纠越多,而且实现包产到户的地方,生产一季翻身,把吃饭问题解决了。”

  最后,经过长达30年的争论和地下实践,包产到户终于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一锤定音得到肯定。

  【6】市场,只有市场,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

  市场,只有市场,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

  不论是福利经济学,还是救灾经济学,更不用说市场经济学本身,都是如此。

  有人说,救灾应该不一样吧?集中资源到政府手里,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是,不论火灾、水灾、海啸、地震,等等,99%以上靠的是预防和现场救灾,尤其是人命关天方面,往往只有几分钟时间。而灾后,往往会有交通、通信等的阻碍,妨碍外部救灾力量的及时介入。外部力量主要只能在灾后重建方面起较大作用。

  救灾还面临着决策的隔膜性与滞后性、执行过程的巨额成本、信息传递的迟滞与失真等等。

  因此,当地的市场力量越发达,越完善,面对各种自然灾难和社会危机的自我救助、自我重建的力量也越发达,越完善,越精准,越及时。

  公权力掌握资源越多,社会一定越腐败、低效、落后。

  期待自上而下的力量包打天下,一定会加剧贫穷与落后;寄望于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社会一定会兴旺发达。

  这一条楚河汉界是否清晰,可以成为检验一个人,在经济学领域是白痴还是正常人的根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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