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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六国行:抛开意识形态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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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六国行:抛开意识形态的枷锁-世界杯买球攻略

东欧六国行:抛开意识形态的枷锁
2021-02-24 11:24:07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 刘文忠
关键词:世界历史 点击: 次 我要评论
东德人抱怨归抱怨,当问他们”真的希望回到过去吗”时,绝大多数前东德人不会这样认为。他们自嘲说:”以往我们过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柏林墙一倒,我们倒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指高福利制度)了。我们唯一没有体验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因为西边的资本家宁可去’剥削’土耳其劳工,也不愿来这里’剥削’我们!”

   许多中国人都有探访东欧的兴趣。当年”东风””西风”掰手腕,改革转型后,如今怎样?社会进步否?各阶层心态如何?走得会比俄罗斯顺畅一些么?探访东欧之前,笔者曾五访欧洲,走了中欧、北欧、西欧、南欧等20多个国家,就是没去神秘的东欧。2009年8月,终于成行。以下将一路见闻摘出,以飨读者。

  东德: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

  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放柏林墙,东德人疯狂涌向西柏林,短短3天里75万东德人”一江春水向西流”.1990年11月底,人为阻隔28年的柏林墙终于全部拆除。两德合并后,文化经济迅速融合,东德经济复苏,现在双方表面上已看不出区别。

  随团40岁左右的导游郝卫兵,是移居匈牙利的华人,毕业于哈尔滨某大学。到达后的第一天,我就送给他自己撰写的旅游札记《新海国图志》,希望每到一国,他能替我约谈一位在当地居住10年以上的华侨。他一口应承,但告诉我按这里的规矩需要付钱,价格约50~100欧元/小时,我同意了。

  郝导找到了移居柏林的华人学者李先生——一位对德国历史很有研究的大学教师。我最感兴趣的是两德统一后的情况及”统一后遗症”问题。李先生告诉我:东德曾被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在东欧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尽管如此,东德人均gdp也只有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科技水平落后西德至少20年。当东边还在”勒紧裤带增加生产”,西边已是有一系列社会保障的真正的福利国家了。柏林墙倒塌前,东德经济相当糟糕,极度依赖西德的援助。自然环境也不容乐观,很多河流污染严重,水面泛着化工废料的泡沫。东德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自我改革的打算。这种情况下,1989年东德的游行队伍高喊的口号便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东德政府不敢镇压,知道一镇压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援助,所以最后推倒柏林墙几乎没有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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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柏林墙

  东柏林保留着许多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地名和建筑:卡尔o马克思大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倍倍尔广场、李卜克内西大街、蔡特金大街等。马恩广场上,马、恩的大型塑像高高伫立着,接受左翼民众的瞻仰。在著名的洪堡大学主楼正厅,镶嵌着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旅游团中有几位宝钢与上海铁路局的退休干部,有人在改革开放前曾到东德学习,说这里的变化惊人。当年他们考察东柏林南郊著名的铁西工业区,到处是火柴盒式楼群的苏式建筑,如今昔日的大片烟囱与厂房已无影无踪,变成了一片绿化带。稀疏的独户住宅群,绿影扶疏,清波荡漾,俨然成了”古城”.旅游车一路开来,映入眼帘的是美轮美奂的巴洛克式”古”建筑:圣母大教堂、宫廷、古城堡……很多雕塑都被精心”做旧”,有点被风化的模样。”不错!真不错!东西欧看不出差别!”几位老干部啧啧赞叹。

  合并后,德国政府采取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1991~1999年,西德向东德”输血”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前东德公民个人存款以1:1兑换西德马克,这为前东德提供了其他东欧国家无法企及的优势,仅用5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转型,成为整个前苏东阵营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一员。

  尽管西德对东德大输血,却无法解决统一的后遗症。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因为东德的企业缺乏竞争力,员工素质普遍低下,统一后大批企业倒闭或被西德企业合并,东德工人大量失业。根据《回归法》,曾被东德收为国有的土地必须归还给分裂前的原地主西德人,统一后的德国专门成立了一个托管局,以便接管与处理东德留下的财产。当时托管企业共14600家,其中800家返还给当地政府,2000家返还给收归国有前的原业主,对8000家企业进行私有化,剩余的彻底破产清算。当时东德人总感觉这是不公平的折价收购,认为自己已成为”二等公民”,造成严重的失落感。

  而西德为了照顾东德,也作出了巨大牺牲,拖慢经济发展20年,从原来世界经济排名第2降至第15,国民所得从每人38000美元降至22000美元。这一切,东德人开始并不领情,相反抱怨西德人缺乏同情心,对同族人傲慢和吝啬。而西德人则认为东德人被以前的制度惯坏了,懒惰又不会做事,缺乏独立性与自发性,给多少帮助都无济于事。但东德人抱怨归抱怨,当问他们”真的希望回到过去吗”时,绝大多数前东德人不会这样认为。他们自嘲说:”以往我们过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柏林墙一倒,我们倒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指高福利制度)了。我们唯一没有体验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因为西边的资本家宁可去’剥削’土耳其劳工,也不愿来这里’剥削’我们!”

  匈牙利的华人”四虎市场”

  行走途中,我听一位温州老板说,20世纪90年代是东欧市场的初级阶段,由于政策的开放,中国商界突然涌现出一个特殊的群体——”洋倒爷”.他们或乘飞机或坐火车,”吭哧吭哧”手提肩扛地将中国货”倒”到物质贫乏的外国出售。一时间,他们”一夜发家”的神话让许多中国人怦然心动。在这之后,一些有胆量的中国人紧随”洋倒爷”的脚步”进军”东欧,他们最先选中的不是大国,而是中欧小国匈牙利。

  匈牙利面积只有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00万。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首都布达佩斯已发展成为中、东欧地区的物资集散地。中匈两国开通直达航班后,到这里来的中国人惊讶不已:匈牙利的市场太有利可图了,带过去的小百货和服装几乎被一抢而光,转眼就可赚到几倍的钱。消息传开,大批中国人像潮水般涌入,在布达佩斯开辟出一个规模庞大的华人”四虎市场”.市场地处布达佩斯的”约瑟夫区”,”瑟夫”谐音”四虎”,故得此名。市场每日客流量达三四万之多,一时成为欧洲地区最大的批发市场。大家带来的价格便宜、品种丰富的小商品,改变了东欧物资短缺的状况,继而发展为大集装箱进出口贸易。

  在郝导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在斯洛伐克开饭店的上海人朱老板娘。她告诉我,他们夫妻1994年因在匈牙利做生意受损,转战斯洛伐克。为求保险,夫妻分两块做,她开中国餐馆,丈夫汪先生经营贸易公司,利用在东欧近20年的人脉,跟国内一家外贸公司联手做生意。汪先生回忆,1993年匈牙利政府提出两年内要创收2•5亿福林。为了增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不论公司是否赢利,均要征税,如公司没有处于亏损状态,还需交纳利润税。同时,各种各样的检查不断,从税务、卫生许可证到工作许可证、营业许可证等一样不差。许多华人的生意受到影响,有的甚至连续几天营业额为零。那年8月,批发市场又受到更严格的检查,警察、海关以及税务人员联合行动,市场上大约2/3的商位关门避查,整个市场空空荡荡,满目凄凉。对此商人们议论纷纷,害怕的心理显而易见,正如一位华商所讲,大家的生意都是半黑半白,经不起查,现在只是混口饭吃,发财的是少数人,凑合着干吧。由于匈牙利政府对中国人采取了一些限制性做法,几万商人选择转移阵地,开始向其他中东欧国家进发。

  汪先生说:匈牙利等国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变革,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淘金年代的布达佩斯,仅中文报纸就有十几份;中国商店里,可以买到品种繁多的中国食品;也有中国人在这里做菜农,让你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蔬菜。中国人开的理发店、美容店、中医诊所、书店、音像店……数不胜数,有时候真会让人以为自己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当你抬头仰望那些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及混合式的古建筑古雕塑时,才恍然意识到这里是千真万确的欧洲。

  与东欧新移民交谈时,不少头脑清醒的商人深有体会地说:东欧政府整肃华商,并非专门恶意针对中国人,而是华商把国内风行的不诚信带到东欧。华商对这里的影响有正反两方面,一方面给当地带来廉价商品,另一方面则让当地人认为中国就是出次品烂货的地方。一位当地华商还感叹:中国商人只知挣钱不知承担社会责任,不懂得捐钱,不知道钱的社会价值。同时,华人的吃苦耐劳也刺痛了这些懒散的民族。

  宗教在东欧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小国斯洛文尼亚,人口仅200万,人均gdp却超过3万美元(是中国的近10倍),已跻身欧盟中上游富裕国家之列。斯洛文尼亚原为南斯拉夫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当年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生活水平就远高于塞尔维亚,所以闹独立最早。1980年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去世,斯洛文尼亚开始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1989年9月通过修正案,重申脱离南联邦的权利。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高涨,要求独立。南斯拉夫随即宣战并派兵,但10天后便在斯洛文尼亚的抵抗下撤退,双方基本无伤亡,史称”十日战争”.1991年6月,斯洛文尼亚宣告独立。

  南斯拉夫战争实际源于铁托时期对塞尔维亚的分割。南斯拉夫原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三个民族组成,塞族人口最多。铁托乃克罗地亚人,为削弱塞尔维亚的力量,铁托从塞尔维亚里硬分出黑山、马其顿、波黑,又在剩余的塞尔维亚部分,再分两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南斯拉夫纯属铁托生造的民族概念,主要意在分化各民族,尤其是塞尔维亚民族,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一政策当然不可能促进民族融合,相反只能破坏之。最可怕的是铁托运用宗教分化塞族,将信仰伊斯兰教的塞族人称为穆斯林族,这一”创举”彻底分裂了塞尔维亚,带来了后来的血腥战争。

  宗教政策也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分裂的潜在原因。曾在斯洛文尼亚学习的香港神职人员杜先生告诉我:东欧除波兰与斯洛文尼亚大多数人信仰天主教外,其他都属于东正教国家。宗教在东欧本来非常有影响力,历史上的多次战争都因宗教而起。但冷战期间,各国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消灭宗教。上世纪50年代,由苏共领头,赫鲁晓夫继斯大林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不仅关闭了全国约2/3的教堂、70%的神学院及大部分修道院,而且把不接受政府领导的教徒成千上万地投进集中营。例如在阿尔巴尼亚,1967年官方宣称:所有的宗教活动场所一律关闭,自称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谁敢举行宗教节日活动,就会失去工作,并被送入监狱;若为小孩举行洗礼仪式,则判三年徒刑,甚至不准用宗教名字给新生儿起名等。当时的东欧各国纷纷效仿,但群众对宗教的信仰依然存在。结果是取消了公开的宗教,反而加强了地下的宗教;打击了信仰者的心灵,却加剧了心灵的信仰,适得其反。

  宗教对东欧的解体起了一定作用。1989年时,一些国家宗教势力的活动十分引人注目。罗马尼亚从强迫托克什神父迁居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流血冲突;波兰团结工会在教会势力的支持下掌握政权;前东德的反对派在教会的支持下迫使政府步步退让,直至失去执政地位。所有这些都表明,宗教在东欧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解体前东欧各国的宗教信仰是被打压与禁止的,解体后宗教信仰比原来发展得更为迅猛。喜欢看历史书的郝导告诉我,今日的东欧人最痛恨剧变前的年代,从无留恋,即便对变天后的俄罗斯也没多少好感。

  卢布尔雅那:居民诚实度测试全球第一

  在东欧,我发现逢星期天,商店都关着门,街上安静人少,路过的车辆顶部常能看到被固牢的自行车。东欧人追求生活质量,惯于在饭店与小超市加班加点的,只有中国人。在斯洛伐克,许多小村庄散落在狹长的山谷里,马儿和羊群在悠闲地吃草。参观那风格传统的村庄,听听他们的音乐与民谣,品味特色食品,使人有返璞归真的感觉。

  东欧的城区与中国不同,基本上完好地保存了古文化与古建筑。行走其中,仿佛时光倒流,遍布街区的古建筑美得无与伦比。普通的民居色彩丰富,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颜色,各种风格并存,组合在一起像是步入了童话世界。我们在斯洛文尼亚某小镇参观一年一度的集市,那里主要展销以手工木制品为主的各类家具或工艺品,围绕广场中心,前后左右每条街道都摆满了摊位。迎面走来一群群穿着民族服装的人,一路弹唱,节日气氛很浓。导游告诉我们:斯洛文尼亚人的教育水平相当高,不用为赶集人多、场面杂乱而担心钱包;国家的治安非常好,犯罪率极低。我想起以前在网上看到美国的《读者文摘》载文,在全球32座城市进行一项考验居民诚实度的测试,结果发现,最诚实的居民来自测试中最小的城市——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在这里,丢失的30部手机中有29部最终物归原主。

  东欧人的环保意识远比中国人强,生活环境整洁没有一点垃圾,社区的垃圾筒分类清楚。虽然欧洲工业化早已完成,自然生态良好,可他们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还是很强的。一路上我看到的两点就足以证明:一是到处能看到风力发电;二是到处能看到人们在新修建的自行车道上骑车行驶。

  不同国情下的反复博弈

  1989年11月17日,捷克爆发革命,每天有超过10万人游行,哈维尔旋即当选总统。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没有点燃一部汽车,更没有冲击政府机关。

  在捷克,导游给我引见了一位华籍学者黄先生,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已退职从事翻译著书工作。黄先生介绍说,捷克交通很方便,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一到两辆汽车,人均工资在2万捷克克朗(相当于六七千人民币),每月吃喝花费大约在二三千左右,住房花费约为四千。青年人如18岁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可领失业金。东欧采用12年制免费教育,教育方式普遍学习英美,注重培养独立性,提倡愉快学习,不强求做听老师话的好学生和听父母话的乖孩子。东欧的孩子从小接受公民权和自由民主的教育,中学就开始对政治品头论足,大学基本上会盯着政治人物的竞选纲领,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东欧的政治人物为报答选民,常会为社区建造一些公共设施,筹款设立奖学金与慈善基金。东欧的老人基本上60岁退休,政府每月发放的退休金平均也在2万克朗左右,到去世为止,医疗保险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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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

  东欧解体后,各国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在制定法规、私有化、取消对外贸易的管制法令和通货自由兑换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宏观经济也正逐渐稳定。东欧许多国家比俄罗斯发展要快,船小好调头,基本上把原来国有的企业等都卖掉。黄先生说: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均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不仅立法要经过左右派争论、议会辩论乃至全民公决,立法后的具体实施也十分复杂。许多企业的谈判经年累月,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虽然”交易费用”大,但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国情下,各利益有关方反复博弈的结果。

  东欧各国走上彻底的转型之路,虽付出了代价,但从长远看,将来也许会得益。转轨后,东欧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众多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管理机制落后、法制不健全等深层次问题突出,要理顺这些关系绝非易事,再加上目前整个欧洲都处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外部环境并不如人意。正因为如此,东欧的经济恢复之路没有想象的那样通畅。但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中东欧国家会逐渐找到感觉。

  过境的感触:欧盟无国界

  行程中让我感触较深的另一件事是过境。我走了50多个国家,对过境一直很留意,从中可反映出国家的差异和不同的文化风俗。但我完全想不到,在东欧过境轻而易举,基本没有下车检查一下,没有看到一位边防人员。若不是导游提醒这里曾是边防海关与检查站,谁都想不到一眨眼已到了另一个国家。欧盟无国界,为东欧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东欧在拚命学习模仿西欧,特别在社会法制与福利保障体系上下了很大力气,换来的是走向成熟,逐渐缩小了与西欧的差距。旅游团里有不少离退休的中共干部去过欧洲许多国家,个别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还到过东德与捷克,对东欧的情况略有所知。他们此行多少是为了解开一个心结:昔日的共产主义兄弟国家今天究竟怎么样?从他们一路亲眼目睹的赞叹中,仿佛找到了答案:这里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富裕和谐的生活和自由民主的社会。

  社会发展当然取决于人们对当下现实的判断,尤其是对人性认识的精深度。东欧顺利转型自然源于认识对路,卸去了意识形态包袱,从而将国家发展建立在坚实的人文地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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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六国行:抛开意识形态的枷锁

东欧六国行:抛开意识形态的枷锁

2021-02-24 11:24:07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 刘文忠
东德人抱怨归抱怨,当问他们”真的希望回到过去吗”时,绝大多数前东德人不会这样认为。他们自嘲说:”以往我们过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柏林墙一倒,我们倒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指高福利制度)了。我们唯一没有体验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因为西边的资本家宁可去’剥削’土耳其劳工,也不愿来这里’剥削’我们!”

   许多中国人都有探访东欧的兴趣。当年”东风””西风”掰手腕,改革转型后,如今怎样?社会进步否?各阶层心态如何?走得会比俄罗斯顺畅一些么?探访东欧之前,笔者曾五访欧洲,走了中欧、北欧、西欧、南欧等20多个国家,就是没去神秘的东欧。2009年8月,终于成行。以下将一路见闻摘出,以飨读者。

  东德: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

  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放柏林墙,东德人疯狂涌向西柏林,短短3天里75万东德人”一江春水向西流”.1990年11月底,人为阻隔28年的柏林墙终于全部拆除。两德合并后,文化经济迅速融合,东德经济复苏,现在双方表面上已看不出区别。

  随团40岁左右的导游郝卫兵,是移居匈牙利的华人,毕业于哈尔滨某大学。到达后的第一天,我就送给他自己撰写的旅游札记《新海国图志》,希望每到一国,他能替我约谈一位在当地居住10年以上的华侨。他一口应承,但告诉我按这里的规矩需要付钱,价格约50~100欧元/小时,我同意了。

  郝导找到了移居柏林的华人学者李先生——一位对德国历史很有研究的大学教师。我最感兴趣的是两德统一后的情况及”统一后遗症”问题。李先生告诉我:东德曾被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在东欧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尽管如此,东德人均gdp也只有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科技水平落后西德至少20年。当东边还在”勒紧裤带增加生产”,西边已是有一系列社会保障的真正的福利国家了。柏林墙倒塌前,东德经济相当糟糕,极度依赖西德的援助。自然环境也不容乐观,很多河流污染严重,水面泛着化工废料的泡沫。东德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自我改革的打算。这种情况下,1989年东德的游行队伍高喊的口号便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东德政府不敢镇压,知道一镇压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援助,所以最后推倒柏林墙几乎没有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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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柏林墙

  东柏林保留着许多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地名和建筑:卡尔o马克思大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倍倍尔广场、李卜克内西大街、蔡特金大街等。马恩广场上,马、恩的大型塑像高高伫立着,接受左翼民众的瞻仰。在著名的洪堡大学主楼正厅,镶嵌着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旅游团中有几位宝钢与上海铁路局的退休干部,有人在改革开放前曾到东德学习,说这里的变化惊人。当年他们考察东柏林南郊著名的铁西工业区,到处是火柴盒式楼群的苏式建筑,如今昔日的大片烟囱与厂房已无影无踪,变成了一片绿化带。稀疏的独户住宅群,绿影扶疏,清波荡漾,俨然成了”古城”.旅游车一路开来,映入眼帘的是美轮美奂的巴洛克式”古”建筑:圣母大教堂、宫廷、古城堡……很多雕塑都被精心”做旧”,有点被风化的模样。”不错!真不错!东西欧看不出差别!”几位老干部啧啧赞叹。

  合并后,德国政府采取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1991~1999年,西德向东德”输血”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前东德公民个人存款以1:1兑换西德马克,这为前东德提供了其他东欧国家无法企及的优势,仅用5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转型,成为整个前苏东阵营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一员。

  尽管西德对东德大输血,却无法解决统一的后遗症。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因为东德的企业缺乏竞争力,员工素质普遍低下,统一后大批企业倒闭或被西德企业合并,东德工人大量失业。根据《回归法》,曾被东德收为国有的土地必须归还给分裂前的原地主西德人,统一后的德国专门成立了一个托管局,以便接管与处理东德留下的财产。当时托管企业共14600家,其中800家返还给当地政府,2000家返还给收归国有前的原业主,对8000家企业进行私有化,剩余的彻底破产清算。当时东德人总感觉这是不公平的折价收购,认为自己已成为”二等公民”,造成严重的失落感。

  而西德为了照顾东德,也作出了巨大牺牲,拖慢经济发展20年,从原来世界经济排名第2降至第15,国民所得从每人38000美元降至22000美元。这一切,东德人开始并不领情,相反抱怨西德人缺乏同情心,对同族人傲慢和吝啬。而西德人则认为东德人被以前的制度惯坏了,懒惰又不会做事,缺乏独立性与自发性,给多少帮助都无济于事。但东德人抱怨归抱怨,当问他们”真的希望回到过去吗”时,绝大多数前东德人不会这样认为。他们自嘲说:”以往我们过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柏林墙一倒,我们倒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指高福利制度)了。我们唯一没有体验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因为西边的资本家宁可去’剥削’土耳其劳工,也不愿来这里’剥削’我们!”

  匈牙利的华人”四虎市场”

  行走途中,我听一位温州老板说,20世纪90年代是东欧市场的初级阶段,由于政策的开放,中国商界突然涌现出一个特殊的群体——”洋倒爷”.他们或乘飞机或坐火车,”吭哧吭哧”手提肩扛地将中国货”倒”到物质贫乏的外国出售。一时间,他们”一夜发家”的神话让许多中国人怦然心动。在这之后,一些有胆量的中国人紧随”洋倒爷”的脚步”进军”东欧,他们最先选中的不是大国,而是中欧小国匈牙利。

  匈牙利面积只有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00万。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首都布达佩斯已发展成为中、东欧地区的物资集散地。中匈两国开通直达航班后,到这里来的中国人惊讶不已:匈牙利的市场太有利可图了,带过去的小百货和服装几乎被一抢而光,转眼就可赚到几倍的钱。消息传开,大批中国人像潮水般涌入,在布达佩斯开辟出一个规模庞大的华人”四虎市场”.市场地处布达佩斯的”约瑟夫区”,”瑟夫”谐音”四虎”,故得此名。市场每日客流量达三四万之多,一时成为欧洲地区最大的批发市场。大家带来的价格便宜、品种丰富的小商品,改变了东欧物资短缺的状况,继而发展为大集装箱进出口贸易。

  在郝导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在斯洛伐克开饭店的上海人朱老板娘。她告诉我,他们夫妻1994年因在匈牙利做生意受损,转战斯洛伐克。为求保险,夫妻分两块做,她开中国餐馆,丈夫汪先生经营贸易公司,利用在东欧近20年的人脉,跟国内一家外贸公司联手做生意。汪先生回忆,1993年匈牙利政府提出两年内要创收2•5亿福林。为了增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不论公司是否赢利,均要征税,如公司没有处于亏损状态,还需交纳利润税。同时,各种各样的检查不断,从税务、卫生许可证到工作许可证、营业许可证等一样不差。许多华人的生意受到影响,有的甚至连续几天营业额为零。那年8月,批发市场又受到更严格的检查,警察、海关以及税务人员联合行动,市场上大约2/3的商位关门避查,整个市场空空荡荡,满目凄凉。对此商人们议论纷纷,害怕的心理显而易见,正如一位华商所讲,大家的生意都是半黑半白,经不起查,现在只是混口饭吃,发财的是少数人,凑合着干吧。由于匈牙利政府对中国人采取了一些限制性做法,几万商人选择转移阵地,开始向其他中东欧国家进发。

  汪先生说:匈牙利等国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变革,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淘金年代的布达佩斯,仅中文报纸就有十几份;中国商店里,可以买到品种繁多的中国食品;也有中国人在这里做菜农,让你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蔬菜。中国人开的理发店、美容店、中医诊所、书店、音像店……数不胜数,有时候真会让人以为自己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当你抬头仰望那些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及混合式的古建筑古雕塑时,才恍然意识到这里是千真万确的欧洲。

  与东欧新移民交谈时,不少头脑清醒的商人深有体会地说:东欧政府整肃华商,并非专门恶意针对中国人,而是华商把国内风行的不诚信带到东欧。华商对这里的影响有正反两方面,一方面给当地带来廉价商品,另一方面则让当地人认为中国就是出次品烂货的地方。一位当地华商还感叹:中国商人只知挣钱不知承担社会责任,不懂得捐钱,不知道钱的社会价值。同时,华人的吃苦耐劳也刺痛了这些懒散的民族。

  宗教在东欧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小国斯洛文尼亚,人口仅200万,人均gdp却超过3万美元(是中国的近10倍),已跻身欧盟中上游富裕国家之列。斯洛文尼亚原为南斯拉夫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当年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生活水平就远高于塞尔维亚,所以闹独立最早。1980年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去世,斯洛文尼亚开始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1989年9月通过修正案,重申脱离南联邦的权利。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高涨,要求独立。南斯拉夫随即宣战并派兵,但10天后便在斯洛文尼亚的抵抗下撤退,双方基本无伤亡,史称”十日战争”.1991年6月,斯洛文尼亚宣告独立。

  南斯拉夫战争实际源于铁托时期对塞尔维亚的分割。南斯拉夫原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三个民族组成,塞族人口最多。铁托乃克罗地亚人,为削弱塞尔维亚的力量,铁托从塞尔维亚里硬分出黑山、马其顿、波黑,又在剩余的塞尔维亚部分,再分两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南斯拉夫纯属铁托生造的民族概念,主要意在分化各民族,尤其是塞尔维亚民族,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一政策当然不可能促进民族融合,相反只能破坏之。最可怕的是铁托运用宗教分化塞族,将信仰伊斯兰教的塞族人称为穆斯林族,这一”创举”彻底分裂了塞尔维亚,带来了后来的血腥战争。

  宗教政策也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分裂的潜在原因。曾在斯洛文尼亚学习的香港神职人员杜先生告诉我:东欧除波兰与斯洛文尼亚大多数人信仰天主教外,其他都属于东正教国家。宗教在东欧本来非常有影响力,历史上的多次战争都因宗教而起。但冷战期间,各国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消灭宗教。上世纪50年代,由苏共领头,赫鲁晓夫继斯大林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不仅关闭了全国约2/3的教堂、70%的神学院及大部分修道院,而且把不接受政府领导的教徒成千上万地投进集中营。例如在阿尔巴尼亚,1967年官方宣称:所有的宗教活动场所一律关闭,自称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谁敢举行宗教节日活动,就会失去工作,并被送入监狱;若为小孩举行洗礼仪式,则判三年徒刑,甚至不准用宗教名字给新生儿起名等。当时的东欧各国纷纷效仿,但群众对宗教的信仰依然存在。结果是取消了公开的宗教,反而加强了地下的宗教;打击了信仰者的心灵,却加剧了心灵的信仰,适得其反。

  宗教对东欧的解体起了一定作用。1989年时,一些国家宗教势力的活动十分引人注目。罗马尼亚从强迫托克什神父迁居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流血冲突;波兰团结工会在教会势力的支持下掌握政权;前东德的反对派在教会的支持下迫使政府步步退让,直至失去执政地位。所有这些都表明,宗教在东欧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解体前东欧各国的宗教信仰是被打压与禁止的,解体后宗教信仰比原来发展得更为迅猛。喜欢看历史书的郝导告诉我,今日的东欧人最痛恨剧变前的年代,从无留恋,即便对变天后的俄罗斯也没多少好感。

  卢布尔雅那:居民诚实度测试全球第一

  在东欧,我发现逢星期天,商店都关着门,街上安静人少,路过的车辆顶部常能看到被固牢的自行车。东欧人追求生活质量,惯于在饭店与小超市加班加点的,只有中国人。在斯洛伐克,许多小村庄散落在狹长的山谷里,马儿和羊群在悠闲地吃草。参观那风格传统的村庄,听听他们的音乐与民谣,品味特色食品,使人有返璞归真的感觉。

  东欧的城区与中国不同,基本上完好地保存了古文化与古建筑。行走其中,仿佛时光倒流,遍布街区的古建筑美得无与伦比。普通的民居色彩丰富,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颜色,各种风格并存,组合在一起像是步入了童话世界。我们在斯洛文尼亚某小镇参观一年一度的集市,那里主要展销以手工木制品为主的各类家具或工艺品,围绕广场中心,前后左右每条街道都摆满了摊位。迎面走来一群群穿着民族服装的人,一路弹唱,节日气氛很浓。导游告诉我们:斯洛文尼亚人的教育水平相当高,不用为赶集人多、场面杂乱而担心钱包;国家的治安非常好,犯罪率极低。我想起以前在网上看到美国的《读者文摘》载文,在全球32座城市进行一项考验居民诚实度的测试,结果发现,最诚实的居民来自测试中最小的城市——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在这里,丢失的30部手机中有29部最终物归原主。

  东欧人的环保意识远比中国人强,生活环境整洁没有一点垃圾,社区的垃圾筒分类清楚。虽然欧洲工业化早已完成,自然生态良好,可他们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还是很强的。一路上我看到的两点就足以证明:一是到处能看到风力发电;二是到处能看到人们在新修建的自行车道上骑车行驶。

  不同国情下的反复博弈

  1989年11月17日,捷克爆发革命,每天有超过10万人游行,哈维尔旋即当选总统。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没有点燃一部汽车,更没有冲击政府机关。

  在捷克,导游给我引见了一位华籍学者黄先生,他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已退职从事翻译著书工作。黄先生介绍说,捷克交通很方便,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一到两辆汽车,人均工资在2万捷克克朗(相当于六七千人民币),每月吃喝花费大约在二三千左右,住房花费约为四千。青年人如18岁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可领失业金。东欧采用12年制免费教育,教育方式普遍学习英美,注重培养独立性,提倡愉快学习,不强求做听老师话的好学生和听父母话的乖孩子。东欧的孩子从小接受公民权和自由民主的教育,中学就开始对政治品头论足,大学基本上会盯着政治人物的竞选纲领,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东欧的政治人物为报答选民,常会为社区建造一些公共设施,筹款设立奖学金与慈善基金。东欧的老人基本上60岁退休,政府每月发放的退休金平均也在2万克朗左右,到去世为止,医疗保险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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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

  东欧解体后,各国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在制定法规、私有化、取消对外贸易的管制法令和通货自由兑换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宏观经济也正逐渐稳定。东欧许多国家比俄罗斯发展要快,船小好调头,基本上把原来国有的企业等都卖掉。黄先生说: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均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不仅立法要经过左右派争论、议会辩论乃至全民公决,立法后的具体实施也十分复杂。许多企业的谈判经年累月,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虽然”交易费用”大,但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国情下,各利益有关方反复博弈的结果。

  东欧各国走上彻底的转型之路,虽付出了代价,但从长远看,将来也许会得益。转轨后,东欧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众多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管理机制落后、法制不健全等深层次问题突出,要理顺这些关系绝非易事,再加上目前整个欧洲都处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外部环境并不如人意。正因为如此,东欧的经济恢复之路没有想象的那样通畅。但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中东欧国家会逐渐找到感觉。

  过境的感触:欧盟无国界

  行程中让我感触较深的另一件事是过境。我走了50多个国家,对过境一直很留意,从中可反映出国家的差异和不同的文化风俗。但我完全想不到,在东欧过境轻而易举,基本没有下车检查一下,没有看到一位边防人员。若不是导游提醒这里曾是边防海关与检查站,谁都想不到一眨眼已到了另一个国家。欧盟无国界,为东欧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东欧在拚命学习模仿西欧,特别在社会法制与福利保障体系上下了很大力气,换来的是走向成熟,逐渐缩小了与西欧的差距。旅游团里有不少离退休的中共干部去过欧洲许多国家,个别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还到过东德与捷克,对东欧的情况略有所知。他们此行多少是为了解开一个心结:昔日的共产主义兄弟国家今天究竟怎么样?从他们一路亲眼目睹的赞叹中,仿佛找到了答案:这里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富裕和谐的生活和自由民主的社会。

  社会发展当然取决于人们对当下现实的判断,尤其是对人性认识的精深度。东欧顺利转型自然源于认识对路,卸去了意识形态包袱,从而将国家发展建立在坚实的人文地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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