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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 1979 伊朗革命现场:这不是一场伊斯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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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 1979 伊朗革命现场:这不是一场伊斯兰革命-世界杯买球攻略

重返 1979 伊朗革命现场:这不是一场伊斯兰革命
2021-02-24 10:58:16
来源:cup 作者: brain liu
关键词:伊斯兰 点击: 次 我要评论
1982 年,前总理巴扎甘对前景意兴阑珊,他向国会发表公开信,如此评价革命政权:这个政府制造恐怖、恐慌、仇恨与国家撕裂的气氛…… 除了带来死亡与破坏、充塞每座城市的监房与墓园、造成大排长龙、物资短缺、百物腾贵、失业、贫困、无家可归、喋喋不休的口号、昏暗不明的未来,统治精英近 4 年间还有甚么建树可言?

  伊朗早前庆祝革命胜利 40 周年,国际媒体几乎无一例外称呼这场为“伊斯兰革命(islamic revolution)”,但这充其量只是现政权的片面之辞。假如重返 1979 年伊朗街头,我们会听到众声喧哗,自由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伊斯兰左翼都是革命中坚,大学生、中产阶层、油田工人都曾经活跃街头。他们合力推翻独裁的巴列维王朝,以为会建立世俗化民主政权,但成王败寇,“伊斯兰政权”竟成为最终革命成果。究竟那些未竟的革命理想,描绘怎样的伊朗未来?为何百家争鸣只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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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人要革谁人的命?

  要理解伊朗革命,不能忽略当时的冷战形势。为防止苏联渗透中东,美国从 1950 年代起在政治及经济方面支援土耳其和伊朗,以换取他们留在资本主义阵营,两国都先后建立民主政府,但伊朗民主却因抵触西方利益而触礁。

  曾经在法国和瑞士留学、拥有法律博士学位的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毕生致力于君主立宪制度,虽然年届七旬,但在伊朗政坛德高望重,其领导的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体,是伊朗最大民主政党。但摩萨台在 1951 年上任首相后,其石油国有化主张抵触了英国利益,美国更恐怕摩萨台走共产路线,于是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六处策动政变,1953 年把摩萨台拉下台。这场政变从此成为伊朗人集体阴影,社会的反美情绪始终挥之不去。

  伊朗沙王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在政变后重掌政权,得到美国支持大举扩充军备,现今伊朗所掌握的核技术,正是当年美国所输出;恶名昭彰的伊朗秘密警察组织 savak,在美国中情局协助下建立,多年来血腥镇压异见分子,特务人数最高峰超过 60,000 人,伊朗更被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为全球人权纪录最差国家之一。

  巴列维任内并非毫无建树,他曾经推行大规模经济及社会改革,修建大型基建以改造伊朗为工业强国,又推广普及教育,令新中产阶级得以兴起。但这个新兴知识阶层却成为反沙王的先行者;而经济高速发展下,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更使劳动阶层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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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王朝

  巴列维坚持世俗化路线,赋予女性离婚权利,法例强制女性除头巾,城市中酒吧和戏院林立,与欧美城市景观无异,但此举却触怒伊斯兰原教旨教士。从乡下来讨生活的大批虔诚伊斯兰教徒,同样看不过城市人的声色犬马,为革命埋下导火线。

  1957 年,一名英国外交官已洞察秋毫,以文字记录了首都德黑兰的光怪陆离:城市南部充斥着贫苦劳动阶层,伊斯兰教士每日傍晚讲道都座无虚席,“大多数讲道内容都有关宗教复兴,情感澎湃但知识标准低下”,只有少数能提供“理性的历史分析”,吸引着城中知识分子。城市北方却令人恍如隔世,当地聚居一夜暴富的新贵阶层,市面一片浮华,到处是豪华轿车、宾馆及商店。

  时至 1977 年,革命情势终于成形。美国总统卡特上任后奉行国际人权外交,巴列维感到压力而放宽管治手段,释放大批政治犯,异见政治团体顿时如雨后春笋。但自由化没有相应政策配合,巴列维毫无下放权力的打算,在民众面前进退失据。屋漏偏逢连夜雨,伊朗随后面对经济衰退和紧缩政策冲击,就连中产阶层都开始感到生活朝不保夕,全国人心动荡不安。

  那些未竟的革命宏愿

  自由化浪潮下,多个自由民主派政党复兴,伊朗教法学家协会和伊朗作家协会重新活跃,更有人权组织成立。已故摩萨台所创立的民族阵线,当时以桑家比(karim sanjabi)为首重整旗鼓,他坚持摩萨台路线,大胆上书沙王要求恢复 1906 年的民主宪政。曾经隶属民族阵线的巴扎甘(mehdi bazargan)领导伊朗自由运动(freedom movement),特别受中产阶级、商人与底层公务员拥戴,其分支亦活跃于美国。

  巴扎甘本身是虔诚伊斯兰教徒,曾经留学法国,为德黑兰大学工程学系教授。有别于反西方的主流思想,他认为伊朗的落后,问题不在于西方帝国主义,而在于伊朗内部的专制主义与无知。他主张伊朗不用放弃伊斯兰教,仍可以迈向世俗化民主政制、拥抱科学理性,他特别强调自身的工程学资历,以证明伊斯兰教与科学理性并不抵触;亦多次呼吁伊斯兰教士要多关心社会不平等问题,以防堵共产主义与社会冲突。他曾经以几个关键词,扼要概括自己政治主张:“我们是穆斯林、伊朗人、宪法的追随者、而且是摩萨台党人(mosaddegites)。”

  不过,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圈内,公认最具影响力必定是社会学家沙里亚提(ali shari?ati)。沙里亚提在巴黎索邦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及后殖民理论家法农(frantz fanon)影响,曾经参与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他在 1965 年返回伊朗任教,其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演讲被笔录结集成书。他把伊朗人信奉的什叶派伊斯兰教,理解为一套解放受压迫者和坚守社会公义的意识形态,视 680 年反抗暴政而殉难的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imam hussein)为楷模,大肆鞭挞当时伊斯兰教士保守、迷信和拥护君主的制度,违背真正的什叶派信仰。

  沙里亚提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其理论尝试发掘什叶派在世俗政治的革命潜能,成就伊斯兰左翼兴起,可堪与拉丁美洲天主教提倡的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类比。这种激进的思想固然是政权眼中钉,沙里亚提曾因此丧失教席及身陷囹圄,1977 年流亡英国后同年身亡,但其理论透过录音带及书籍非法传播,在革命期间大量刊印,他的画像亦经常出现在示威群众之间。

  除此以外,当时伊朗还有数个奉行苏联或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其中人民党(tudeh party)是历史悠久的伊朗共产党,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n-e khalq)和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fadaiyan-e khalq)都是革命武装。虽然持续受军方镇压,根本不成气候,亦受其他反对派排斥,但他们较少纸上谈兵的书生气,反而受部分激进大学生青睐,其游击经验及武装更在关键时刻扞卫了革命,阻止沙王军队反扑。

  但无论是温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激进的左翼武装分子,他们会逐一在革命中牺牲,最终只为他人作嫁衣裳……

  激进伊斯兰神权政治

  1977 年开始的反政府运动,以传统自由派政治领袖、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局限在首都德黑兰。但沙王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在 1978 年 1 月作出恨错难返的决定,使情势急转直下 —— 他默许半官方报章刊登文章,抹黑流亡国外的伊斯兰教士霍梅尼,指控他是前英国间谍、没有伊朗血统、钟情葡萄美酒。

  此举无端触怒成千上万的伊斯兰教徒及宗教领袖,在伊斯兰神学研究重镇库姆(qom),大批宗教学生忿然冲上街头,遭遇警方开枪镇压,导致 70 多人死亡。随之举行的悼念仪式再有牺牲,不断有教徒殉难,使骚乱席卷大小城镇,全国罢工罢市。巴列维的连串失误,为抗争注入狂热的宗教情绪,令隔岸观火的伊斯兰教士加入反政府浪潮,间接把霍梅尼捧上道德高地,成为反政府的精神领袖。但诋毁霍梅尼何以引发众怒?霍梅尼又是何许人?

  在伊斯兰什叶派的知识领域中,通晓神学与律法的宗教学者通称为乌里玛(ulama),再按他们的学术造诣和道德品格分成等级,其中地位最崇高的绝少数称为“大阿亚图拉(grand ayatollah)”,霍梅尼正是拥有“大阿亚图拉”名衔的什叶派教士。在流亡海外之前,霍梅尼在库姆已经是广受敬重的老师。他在 1963 年抗议沙王腐败和忽视贫苦大众,结果被政府逮捕,但由于其身份地位崇高,政府惟有把他流放到伊拉克,宗教学生亦因此对政权抹黑霍梅尼非常敏感。

  在流亡期间,霍梅尼继续大肆抨击巴列维政权,演讲录音带以走私形式在伊朗传播,其激进神权政治思想更在此时成形,结集成书“伊斯兰政府:法学家的摄政(islamic government: governance of the jurist)”。传统上,乌里玛作为伊斯兰宗教学者,只会充当人民的宗教导师,不准执政。但霍梅尼提出激进神学主张,宣称乌里玛既然理解伊斯兰教法,便有责任在末日审判来临前执法,担当政治上的最终权威,此理论为今日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奠下根基。

  然而,当革命时刻来临,深谋远虑的霍梅尼再未有表明心迹,反而对未来表现出开放态度;另一边厢,以中产为基础的自由派明白到,霍梅尼具有难以企及的宗教动员力,期望双方合作推翻沙王。1978 年 11 月,自由派的民族阵线领袖桑家比(karim sanjabi)亲赴巴黎与霍梅尼会面,二人签署简短声明,宣布现存君主制没有任何宪法及宗教上的合法地位,强调革命后筹组的新政府,将同时遵守民主原则及伊斯兰戒律,具体政治制度以民主公投方式表决。虽然不少自由派不信任霍梅尼,声言“桑家比不代表我”,但世俗知识分子与伊斯兰教士的联盟于焉而生。

  当时自由派和激进左翼都以为,革命后霍梅尼会退居幕后,按传统继续担当人民的精神领袖,伊朗会迈向世俗化民主。就连美国卡特政府都以为,霍梅尼欠缺政治经验难成气候,新政府是可合作的对象。但他们为自己的误判付出沉重代价。在镇压和让步之间进退失据的沙王巴列维,于 1979 年 1 月 16 日带同王室成员流亡国外,上百万人涌上街头庆祝沙王倒台。同年 2 月 1 日,霍梅尼乘坐飞机以救世主姿态返国,被疯狂的民众簇拥着。

  伊朗式雅各宾专政

  据后来的引述,霍梅尼甫抵达伊朗已经宣示:“我任命政府。”他属意自由派领袖巴扎甘(mehdi bazargan)为临时总理,巴扎甘欣然接受方案,筹组以自由派为主的内阁,桑家比成为阁员之一。巴扎甘深信,整整一代人追求的政治理想终于实现,现在是时候重建国家秩序。可惜他错了,革命没有结束。革命才刚刚开始。

  当时霍梅尼已年届 76 岁,自知年事已高,决不让自己再次丢失机会。他未有利用权威稳定局势,反而成立伊斯兰革命卫队(sepah-e pasdaran)对付沙王军队和政敌,行事雷厉风行,与犹豫不决的沙王截然相反。抑压已久的革命群众则成立“革命委员会(komiteh)”,类似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组织成立之初便夺取军队的军火库,成为滥用私刑的武装集团,与乌里玛主持的“革命法庭”联手清算前朝官员与“反革命分子”。

  同年夏天,巴扎甘依据 1906 年宪法为蓝本起草民主宪法,结果遭到乌里玛组成的专家议会彻底改写,至此其文人政府权力已彻底被架空。新宪法体现霍梅尼的“法学家摄政”理念,日常事务交由世俗政府管理,但背后权力却掌握在宗教领袖手中。宪法中创设“最高领袖(supreme leader)”之位,作为最终宗教及政治权威,由霍梅尼自行担任。

  霍梅尼以宪法巩固自身权力,但行事绝不受宪法掣肘。他巧妙驾驭群情为己所用,号召民众扫荡西方及非伊斯兰教文化事物,强制女性戴头巾。同年 11 月,美国批准沙王赴美治癌,愤怒的伊斯兰学生闻讯后攻占美国大使馆,爆发震惊国际的胁持外交人员事件。巴扎甘斡旋失败,忿然宣布内阁总辞。霍梅尼则利用事件,保持群众的革命热情。但伊朗的国际形象自此一落千丈,与美国交恶至今。

  沙王下台才不足 1 年,自由派已不成气候,只怕被革命暴力反噬而步步为营,多名领袖陆续流亡。桑家比 3 年后流亡巴黎,至此自由派已是强弩之末。当时霍梅尼面对的真正威胁,是来自自由派所排挤的左翼革命武装“伊朗人民圣战组织(mojahedin-e khalq)”。但霍梅尼先发制人,双方爆发血腥冲突后,人民圣战组织上千人被处决及监禁,无力回天。其他左翼无一幸免,奉行共产主义教条的人民党(tudeh party)昧于形势,起初还以为这是“小资产阶级革命”,领导层最终全遭清算。最后,再没有世俗化革命力量,足以动摇霍梅尼的地位。

  革命暴力持续差不多 4 年,社会才逐步恢复秩序,但伊拉克萨达姆(saddam hussein)在美国支持下,于 1980 年进犯伊朗,引发长达 8 年的两伊战争。偏偏众多前沙王时期的中上层军官,都已被革命政权清算。正如史太林在苏联发动大整肃后,军方缺少有经验军官抵住纳粹入侵,初时伊朗亦只能以人海战术对付伊拉克入侵。1982 年,前总理巴扎甘对前景意兴阑珊,他向国会发表公开信,如此评价革命政权:

  这个政府制造恐怖、恐慌、仇恨与国家撕裂的气氛…… 除了带来死亡与破坏、充塞每座城市的监房与墓园、造成大排长龙、物资短缺、百物腾贵、失业、贫困、无家可归、喋喋不休的口号、昏暗不明的未来,统治精英近 4 年间还有甚么建树可言?

  纵然,这场伊朗革命有众多可与法国及俄国革命类比的地方,但同时亦充满西方学者摸不着头脑的特征。伊朗裔的牛津大学伊朗专家 homa katouzian 指出,西方革命通常有明显阶级特性,但伊朗几乎整个社会投入推翻政权,部分最富庶的资本家甚至援助及组织行动,让很多西方学者不解。但沙王下台而成就“伊斯兰政权”的结果,却显然令很多伊朗人都追悔莫及。

  对于走上街头的普罗大众而言,他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包袱,只有“沙王下台”的共识,对革命后的新政府缺乏想像,还有待启迪。但原来连自由派或左翼领袖,当时同样欠缺落实理念的具体计划。前巴扎甘政府阁员亚兹迪(ebrahim yazdi)在革命 30 年后受访,他坦言“整个革命世代的眼界,都没有超越推翻沙王的短期目标”。当沙王倒台,世俗反对派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之际,机会就此让渡予韬光养晦多年、为执政筹备良久的霍梅尼。

责任编辑:花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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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24 10:58:16
来源:cup 作者: brain liu
关键词:伊斯兰 我要评论
1982 年,前总理巴扎甘对前景意兴阑珊,他向国会发表公开信,如此评价革命政权:这个政府制造恐怖、恐慌、仇恨与国家撕裂的气氛…… 除了带来死亡与破坏、充塞每座城市的监房与墓园、造成大排长龙、物资短缺、百物腾贵、失业、贫困、无家可归、喋喋不休的口号、昏暗不明的未来,统治精英近 4 年间还有甚么建树可言?

  伊朗早前庆祝革命胜利 40 周年,国际媒体几乎无一例外称呼这场为“伊斯兰革命(islamic revolution)”,但这充其量只是现政权的片面之辞。假如重返 1979 年伊朗街头,我们会听到众声喧哗,自由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伊斯兰左翼都是革命中坚,大学生、中产阶层、油田工人都曾经活跃街头。他们合力推翻独裁的巴列维王朝,以为会建立世俗化民主政权,但成王败寇,“伊斯兰政权”竟成为最终革命成果。究竟那些未竟的革命理想,描绘怎样的伊朗未来?为何百家争鸣只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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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人要革谁人的命?

  要理解伊朗革命,不能忽略当时的冷战形势。为防止苏联渗透中东,美国从 1950 年代起在政治及经济方面支援土耳其和伊朗,以换取他们留在资本主义阵营,两国都先后建立民主政府,但伊朗民主却因抵触西方利益而触礁。

  曾经在法国和瑞士留学、拥有法律博士学位的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毕生致力于君主立宪制度,虽然年届七旬,但在伊朗政坛德高望重,其领导的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体,是伊朗最大民主政党。但摩萨台在 1951 年上任首相后,其石油国有化主张抵触了英国利益,美国更恐怕摩萨台走共产路线,于是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六处策动政变,1953 年把摩萨台拉下台。这场政变从此成为伊朗人集体阴影,社会的反美情绪始终挥之不去。

  伊朗沙王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在政变后重掌政权,得到美国支持大举扩充军备,现今伊朗所掌握的核技术,正是当年美国所输出;恶名昭彰的伊朗秘密警察组织 savak,在美国中情局协助下建立,多年来血腥镇压异见分子,特务人数最高峰超过 60,000 人,伊朗更被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为全球人权纪录最差国家之一。

  巴列维任内并非毫无建树,他曾经推行大规模经济及社会改革,修建大型基建以改造伊朗为工业强国,又推广普及教育,令新中产阶级得以兴起。但这个新兴知识阶层却成为反沙王的先行者;而经济高速发展下,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更使劳动阶层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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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王朝

  巴列维坚持世俗化路线,赋予女性离婚权利,法例强制女性除头巾,城市中酒吧和戏院林立,与欧美城市景观无异,但此举却触怒伊斯兰原教旨教士。从乡下来讨生活的大批虔诚伊斯兰教徒,同样看不过城市人的声色犬马,为革命埋下导火线。

  1957 年,一名英国外交官已洞察秋毫,以文字记录了首都德黑兰的光怪陆离:城市南部充斥着贫苦劳动阶层,伊斯兰教士每日傍晚讲道都座无虚席,“大多数讲道内容都有关宗教复兴,情感澎湃但知识标准低下”,只有少数能提供“理性的历史分析”,吸引着城中知识分子。城市北方却令人恍如隔世,当地聚居一夜暴富的新贵阶层,市面一片浮华,到处是豪华轿车、宾馆及商店。

  时至 1977 年,革命情势终于成形。美国总统卡特上任后奉行国际人权外交,巴列维感到压力而放宽管治手段,释放大批政治犯,异见政治团体顿时如雨后春笋。但自由化没有相应政策配合,巴列维毫无下放权力的打算,在民众面前进退失据。屋漏偏逢连夜雨,伊朗随后面对经济衰退和紧缩政策冲击,就连中产阶层都开始感到生活朝不保夕,全国人心动荡不安。

  那些未竟的革命宏愿

  自由化浪潮下,多个自由民主派政党复兴,伊朗教法学家协会和伊朗作家协会重新活跃,更有人权组织成立。已故摩萨台所创立的民族阵线,当时以桑家比(karim sanjabi)为首重整旗鼓,他坚持摩萨台路线,大胆上书沙王要求恢复 1906 年的民主宪政。曾经隶属民族阵线的巴扎甘(mehdi bazargan)领导伊朗自由运动(freedom movement),特别受中产阶级、商人与底层公务员拥戴,其分支亦活跃于美国。

  巴扎甘本身是虔诚伊斯兰教徒,曾经留学法国,为德黑兰大学工程学系教授。有别于反西方的主流思想,他认为伊朗的落后,问题不在于西方帝国主义,而在于伊朗内部的专制主义与无知。他主张伊朗不用放弃伊斯兰教,仍可以迈向世俗化民主政制、拥抱科学理性,他特别强调自身的工程学资历,以证明伊斯兰教与科学理性并不抵触;亦多次呼吁伊斯兰教士要多关心社会不平等问题,以防堵共产主义与社会冲突。他曾经以几个关键词,扼要概括自己政治主张:“我们是穆斯林、伊朗人、宪法的追随者、而且是摩萨台党人(mosaddegites)。”

  不过,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圈内,公认最具影响力必定是社会学家沙里亚提(ali shari?ati)。沙里亚提在巴黎索邦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及后殖民理论家法农(frantz fanon)影响,曾经参与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他在 1965 年返回伊朗任教,其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演讲被笔录结集成书。他把伊朗人信奉的什叶派伊斯兰教,理解为一套解放受压迫者和坚守社会公义的意识形态,视 680 年反抗暴政而殉难的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imam hussein)为楷模,大肆鞭挞当时伊斯兰教士保守、迷信和拥护君主的制度,违背真正的什叶派信仰。

  沙里亚提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其理论尝试发掘什叶派在世俗政治的革命潜能,成就伊斯兰左翼兴起,可堪与拉丁美洲天主教提倡的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类比。这种激进的思想固然是政权眼中钉,沙里亚提曾因此丧失教席及身陷囹圄,1977 年流亡英国后同年身亡,但其理论透过录音带及书籍非法传播,在革命期间大量刊印,他的画像亦经常出现在示威群众之间。

  除此以外,当时伊朗还有数个奉行苏联或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其中人民党(tudeh party)是历史悠久的伊朗共产党,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n-e khalq)和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fadaiyan-e khalq)都是革命武装。虽然持续受军方镇压,根本不成气候,亦受其他反对派排斥,但他们较少纸上谈兵的书生气,反而受部分激进大学生青睐,其游击经验及武装更在关键时刻扞卫了革命,阻止沙王军队反扑。

  但无论是温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激进的左翼武装分子,他们会逐一在革命中牺牲,最终只为他人作嫁衣裳……

  激进伊斯兰神权政治

  1977 年开始的反政府运动,以传统自由派政治领袖、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局限在首都德黑兰。但沙王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在 1978 年 1 月作出恨错难返的决定,使情势急转直下 —— 他默许半官方报章刊登文章,抹黑流亡国外的伊斯兰教士霍梅尼,指控他是前英国间谍、没有伊朗血统、钟情葡萄美酒。

  此举无端触怒成千上万的伊斯兰教徒及宗教领袖,在伊斯兰神学研究重镇库姆(qom),大批宗教学生忿然冲上街头,遭遇警方开枪镇压,导致 70 多人死亡。随之举行的悼念仪式再有牺牲,不断有教徒殉难,使骚乱席卷大小城镇,全国罢工罢市。巴列维的连串失误,为抗争注入狂热的宗教情绪,令隔岸观火的伊斯兰教士加入反政府浪潮,间接把霍梅尼捧上道德高地,成为反政府的精神领袖。但诋毁霍梅尼何以引发众怒?霍梅尼又是何许人?

  在伊斯兰什叶派的知识领域中,通晓神学与律法的宗教学者通称为乌里玛(ulama),再按他们的学术造诣和道德品格分成等级,其中地位最崇高的绝少数称为“大阿亚图拉(grand ayatollah)”,霍梅尼正是拥有“大阿亚图拉”名衔的什叶派教士。在流亡海外之前,霍梅尼在库姆已经是广受敬重的老师。他在 1963 年抗议沙王腐败和忽视贫苦大众,结果被政府逮捕,但由于其身份地位崇高,政府惟有把他流放到伊拉克,宗教学生亦因此对政权抹黑霍梅尼非常敏感。

  在流亡期间,霍梅尼继续大肆抨击巴列维政权,演讲录音带以走私形式在伊朗传播,其激进神权政治思想更在此时成形,结集成书“伊斯兰政府:法学家的摄政(islamic government: governance of the jurist)”。传统上,乌里玛作为伊斯兰宗教学者,只会充当人民的宗教导师,不准执政。但霍梅尼提出激进神学主张,宣称乌里玛既然理解伊斯兰教法,便有责任在末日审判来临前执法,担当政治上的最终权威,此理论为今日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奠下根基。

  然而,当革命时刻来临,深谋远虑的霍梅尼再未有表明心迹,反而对未来表现出开放态度;另一边厢,以中产为基础的自由派明白到,霍梅尼具有难以企及的宗教动员力,期望双方合作推翻沙王。1978 年 11 月,自由派的民族阵线领袖桑家比(karim sanjabi)亲赴巴黎与霍梅尼会面,二人签署简短声明,宣布现存君主制没有任何宪法及宗教上的合法地位,强调革命后筹组的新政府,将同时遵守民主原则及伊斯兰戒律,具体政治制度以民主公投方式表决。虽然不少自由派不信任霍梅尼,声言“桑家比不代表我”,但世俗知识分子与伊斯兰教士的联盟于焉而生。

  当时自由派和激进左翼都以为,革命后霍梅尼会退居幕后,按传统继续担当人民的精神领袖,伊朗会迈向世俗化民主。就连美国卡特政府都以为,霍梅尼欠缺政治经验难成气候,新政府是可合作的对象。但他们为自己的误判付出沉重代价。在镇压和让步之间进退失据的沙王巴列维,于 1979 年 1 月 16 日带同王室成员流亡国外,上百万人涌上街头庆祝沙王倒台。同年 2 月 1 日,霍梅尼乘坐飞机以救世主姿态返国,被疯狂的民众簇拥着。

  伊朗式雅各宾专政

  据后来的引述,霍梅尼甫抵达伊朗已经宣示:“我任命政府。”他属意自由派领袖巴扎甘(mehdi bazargan)为临时总理,巴扎甘欣然接受方案,筹组以自由派为主的内阁,桑家比成为阁员之一。巴扎甘深信,整整一代人追求的政治理想终于实现,现在是时候重建国家秩序。可惜他错了,革命没有结束。革命才刚刚开始。

  当时霍梅尼已年届 76 岁,自知年事已高,决不让自己再次丢失机会。他未有利用权威稳定局势,反而成立伊斯兰革命卫队(sepah-e pasdaran)对付沙王军队和政敌,行事雷厉风行,与犹豫不决的沙王截然相反。抑压已久的革命群众则成立“革命委员会(komiteh)”,类似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组织成立之初便夺取军队的军火库,成为滥用私刑的武装集团,与乌里玛主持的“革命法庭”联手清算前朝官员与“反革命分子”。

  同年夏天,巴扎甘依据 1906 年宪法为蓝本起草民主宪法,结果遭到乌里玛组成的专家议会彻底改写,至此其文人政府权力已彻底被架空。新宪法体现霍梅尼的“法学家摄政”理念,日常事务交由世俗政府管理,但背后权力却掌握在宗教领袖手中。宪法中创设“最高领袖(supreme leader)”之位,作为最终宗教及政治权威,由霍梅尼自行担任。

  霍梅尼以宪法巩固自身权力,但行事绝不受宪法掣肘。他巧妙驾驭群情为己所用,号召民众扫荡西方及非伊斯兰教文化事物,强制女性戴头巾。同年 11 月,美国批准沙王赴美治癌,愤怒的伊斯兰学生闻讯后攻占美国大使馆,爆发震惊国际的胁持外交人员事件。巴扎甘斡旋失败,忿然宣布内阁总辞。霍梅尼则利用事件,保持群众的革命热情。但伊朗的国际形象自此一落千丈,与美国交恶至今。

  沙王下台才不足 1 年,自由派已不成气候,只怕被革命暴力反噬而步步为营,多名领袖陆续流亡。桑家比 3 年后流亡巴黎,至此自由派已是强弩之末。当时霍梅尼面对的真正威胁,是来自自由派所排挤的左翼革命武装“伊朗人民圣战组织(mojahedin-e khalq)”。但霍梅尼先发制人,双方爆发血腥冲突后,人民圣战组织上千人被处决及监禁,无力回天。其他左翼无一幸免,奉行共产主义教条的人民党(tudeh party)昧于形势,起初还以为这是“小资产阶级革命”,领导层最终全遭清算。最后,再没有世俗化革命力量,足以动摇霍梅尼的地位。

  革命暴力持续差不多 4 年,社会才逐步恢复秩序,但伊拉克萨达姆(saddam hussein)在美国支持下,于 1980 年进犯伊朗,引发长达 8 年的两伊战争。偏偏众多前沙王时期的中上层军官,都已被革命政权清算。正如史太林在苏联发动大整肃后,军方缺少有经验军官抵住纳粹入侵,初时伊朗亦只能以人海战术对付伊拉克入侵。1982 年,前总理巴扎甘对前景意兴阑珊,他向国会发表公开信,如此评价革命政权:

  这个政府制造恐怖、恐慌、仇恨与国家撕裂的气氛…… 除了带来死亡与破坏、充塞每座城市的监房与墓园、造成大排长龙、物资短缺、百物腾贵、失业、贫困、无家可归、喋喋不休的口号、昏暗不明的未来,统治精英近 4 年间还有甚么建树可言?

  纵然,这场伊朗革命有众多可与法国及俄国革命类比的地方,但同时亦充满西方学者摸不着头脑的特征。伊朗裔的牛津大学伊朗专家 homa katouzian 指出,西方革命通常有明显阶级特性,但伊朗几乎整个社会投入推翻政权,部分最富庶的资本家甚至援助及组织行动,让很多西方学者不解。但沙王下台而成就“伊斯兰政权”的结果,却显然令很多伊朗人都追悔莫及。

  对于走上街头的普罗大众而言,他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包袱,只有“沙王下台”的共识,对革命后的新政府缺乏想像,还有待启迪。但原来连自由派或左翼领袖,当时同样欠缺落实理念的具体计划。前巴扎甘政府阁员亚兹迪(ebrahim yazdi)在革命 30 年后受访,他坦言“整个革命世代的眼界,都没有超越推翻沙王的短期目标”。当沙王倒台,世俗反对派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之际,机会就此让渡予韬光养晦多年、为执政筹备良久的霍梅尼。

责任编辑:花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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