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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泰:我对清朝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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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泰:我对清朝的历史评价-世界杯买球攻略

薛理泰:我对清朝的历史评价
2022-08-07 09:31:58
来源:钝角网 作者: 薛理泰
关键词:中国外交 中国 点击: 次 我要评论
当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崛起之日,清代朝野处在这一大时代中,依然抱残守缺,沉浸在封建文明之中而不能自拔。因此,清廷错过了赶上世界潮流的机会。中国与欧美的差距拉大了,追根究底,其源盖出于此。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为了标明暴力推翻清朝的行动的正当性,在学校传授历史的课本中对前朝给予污名化,聚焦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语。国民党北伐以后以及共产党建国以后,均继承了这一历史教育的传统。迄今民众对清朝施政利弊的印象,无非源自彼等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所获悉的知识。

  若以是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语,评论中央政权施政之优劣,则革命党人亦即国民党人还真没有这个资格。须知:革命党人都是纸上谈兵,漫谈主义、理想、情怀等,连其领袖孙中山也仅是擅打嘴炮而已。

  况且,指责清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其实清廷仅割让边陲之地而已。对比之下,国民党人在1928年进行第二次北伐,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不旋踵,日本在1931年鲸吞了整个大东北,接着兵锋直指华北,锋镝之险频传。国民党人甭说举国迎战,连宣战这一形式上的应战行为尚且迟迟付诸阙如。

  有鉴于此,举凡评价一个时代主流之优劣,以及臧否一个历史人物,既不能立足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也不能凭印象一蹴而就。这还真的需要熟读史料,并且做一番认真的研究。

  应该指出,清朝没有一个皇帝是暴君或昏君。这在历朝历代兴亡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哪怕当年致力于推翻清朝、主张共和的风云人物,对此也没有异议。此乃史学界公论,殆无疑义。

  在中国历代封建皇朝中,仅就清朝的正面评价而言,且举荦荦大端如下:

  1、明朝的疆土大约是现在中国国土的三分之一。截至明朝末年,东北、西北及西南相当大的部分都不是中国的国土。纵使清朝后期,列强竞相远道而来,染指中国,清朝不逞口舌之快,而是诉诸腾挪闪避,软磨硬顶,致使中国本土疆域基本上未被欧洲殖民大国如英、法、俄等蚕食鲸吞。截止辛亥革命,清朝大体上尚能保留先前开拓的疆土,

  至于俄罗斯夺取的疆域,本来既不是明朝的国土,也不是据守东北境内一隅之地的满洲人所拥有,乃是后期满洲人势力大扩张时夺得而又失去的,可谓得而复失。这与明朝、宋朝等汉族皇朝辖治的领土无关。

  可以说,假如清朝未入关,还是明朝管辖中原大地,则西北、西南、东北至今还是处于异族外国统治之下,乃是大概率事态。岂有他哉?

  2、清朝打破了往昔世家大族垄断政坛的格局,强有力地维持着科举取士的清廉制度,严禁、严查、严惩科举舞弊案,从而阻绝了阶层固化这一尾大不掉的局面。各民族的精英方才得以施展才华。

  清朝固然遵循科举取士的规则,却远非拘泥不化。凡是真才实学之士,或精明干练之徒,都能获得不次擢拔。清朝入关前后,固不消提及,即如中叶之后,咸丰帝、肃顺尤其是西太后,都是识人、用人的佼佼者。

  同光中兴名臣中,除了曾国藩是丁忧回籍的侍郎以外,其余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刘坤一、杨載福、李续宜、刘长佑等,均无什么功名,最终却都成了朝廷重臣。这些人麾下的高级文官武将成千上百,原来大多是不第秀才或者贩夫走卒屠狗之辈,后来大多成为治国安民的人才。

  远的且不说,明朝官场氛围就不是这样廉明有为,倘能如此,崇祯帝就不会自缢于煤山了。

  试观太平天国起事,号召汉族揭竿起义,涟漪波及南九省,而对汉族知识阶层的号召力居然远不敌清廷。湘、淮两军精英皆由汉族文人组成,却紧随清廷镇压了太平军、捻军及西北回军,可见一斑。

  3、中国历朝历代,凡是士大夫阶层陷入清议或党争,远若西晋,近如明朝,莫非天下大乱的前兆。清廷马上得天下,向来厌弃清谈而弗由,而汉族懔于满汉之别,亦不屑于无谓的党争。

  总之,有清一代清谈误国的现象少见。这是历代皇朝中殊为难得的现象,可以说是异数。

  1894年中日战争前,主战、主和两派发生了廷争,作为帝、后之争的映射,则是个例外。光绪帝信任其师“常熟相国“翁同龢,翁策动文臣一味鼓吹打仗。西太后倒是指出,如果打败则后果比不打仗更严重,可是她既已退隐,自然不宜过多干政。

  至于庚子乱起,则是帝、后生死之争极化的结果,已经超出了清议涉及的范畴。上海一位官员从洋人获取一份机密情报,称列国将出兵公开施压,逼迫西太后归政于光绪帝。这在西太后及清廷大臣眼里,诚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不计后果,诉诸一战。

  4、外戚干政、宦官揽权往往是封建皇朝的弊端所系。而有清一代,恰恰没有存在外戚干政、宦官揽权这两大弊端,因而没有构成祸害。整个朝廷并没有在这两大弊端上耗费资源和精力,以致酿成动乱。

  5、相对说来,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清廷对蒙古王族采取通婚联姻;对藏族上层的安抚手段则是在京建筑喇嘛庙,尊重西藏宗教并给予上层喇嘛礼遇;对满洲旗人则终身给予经济补助,无须与汉族争夺资源;清廷对汉族的羁縻手段也是相对成功的,一是满族上层加速进行汉化的过程,二是擢拔汉族能臣武将,以汉治汉。

  清廷妥善处理国内民族矛盾的政策,并不限于汉族、蒙古族和藏族,而且同回族、朝鲜族也维持良好的关系。

  就拿人口众多、民族性强悍的回族来说,自始至终没有采取与中国脱钩而去的决绝行为。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宁夏回族首领马千龄派遣其子马福禄、马福祥率领回家军,追随老统帅董福祥部抵京,守卫北京正阳门。正阳门战斗激烈,据守时间最长,最迟才陷落。马福禄及许多子弟兵阵亡,马福祥则率领残部护送西太后西狩至安全地带。

  如此施政,大多数民族可以各得其所,缓和争斗。即使在列强环伺以求一逞的环境下,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终究也未与北京离心离德脱钩而走。

  反观民国时代则不然,蒙古脱钩而去,西藏形同独立,苏联势力大举进入新疆,地方执政者如盛世才甚至请求斯大林批准他成为联共党员,让斯大林批准让新疆在事实上成为苏联一部分。这些现象在清朝根本不可能出现。

  6、清军入关进入长江流域时,汉族并没有强烈反抗。直到清廷宣布剃发令后,江南民间反抗才趋于激烈,出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惨剧。实际上,在当年清军镇压的过程中,以李成栋等汉族将领统率的军队杀的人居多。

  7、在左宗棠率部平定西北回乱时,西北地区杀人不少,后世以讹传讹。其实平叛期间不为人知之事甚多。

  其一,同治年间,陕西、甘肃两省爆发回民变乱,史载汉民被杀1500万,回族被杀500万。另外,阿古柏来自外国,率军叛乱,占有西北大片区域(现新疆地带),清廷接到急报,经过塞防、海防之间孰轻孰重的大争议,由左宗棠力争,西太后圣衷独断,才决定冒险犯难,出兵平乱。

  其二,甘肃省河州回民首领马占鳌、马海晏、马千龄等人,在左宗棠率军抵达后,率部投诚,并自告奋勇打头阵,剿灭继续抵抗的回民武装。对降将说来,“若要顶子红,需要杀人多“,一路杀去,自然死尸枕藉了。

  8、清朝初期仍然推行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但仍然需要征收人头税,即丁银。康熙年间,政治局面比较稳定,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丁银给无地或者少地的穷苦农民造成了生计上的巨大压力,经常出现贫民交不起丁银逃跑成为流民的现象,流民的增多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这在明朝后期终于成为明廷的心腹之患,史称李自成、张献忠部为“流寇“,源出于此。

  康熙五十一年,清朝决定按照康熙五十年的丁银总数为标准,此后增加的人口不再另外征收丁银。这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末期和雍正时期发展成为“摊丁入亩”,财政负担改由拥有较多田亩的富家承受了。这一新政缓和了农村的尖锐矛盾。

  9、至于清朝雍正、乾隆两朝兴起文字狱,乃其弊政。然而,其残酷性远不如明太祖朱元璋。

  雍正朝湖南秀才曾静师徒鼓动川陕总督岳锺琪起兵造反,事发后雍正帝并未处死曾静,还让他在全国巡回演讲。这种处理谋逆案件的方式历朝罕见,即使在现代也是难以做到的。

  10、清朝废除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严刑酷法以及活人殉葬的残酷制度。几千年以来盛行不衰的劣政,如族诛(夷三族、九族甚至十族等)、五马分尸、凌迟处死及腰斩等严刑酷法,都被清廷取缔了。至于处理武装叛乱时,也不免发生残杀的事件,毕竟是偶发性的,并不是体制性的行为。

  远的姑且不谈,近若明太祖朱元璋就将夷三族、凌迟处死等刑法施行在众多的建国功臣身上。清廷一概取缔了这些严刑峻法。

  早期汉族的殉葬陋习姑且不谈,即使如明朝这一中国古代史上汉族统治中国的最晚的朝代,活人殉葬制度盛行。列位皇帝去世时,妃子、宫女、工匠殉葬的不计其数。清朝康熙十二年,颁布明令废除活人殉葬的陋习。这一陋习苛政从此在中国绝迹。

  11、以民国以来文人竞相诟病的西太后而论,从咸丰年代参与朝政至其主宰朝廷大计,历时逾半世纪。其洞悉世情人心,具有独特见识,尤能擢拔能臣,让彼辈辅助清廷燮理阴阳,非常人所及。史称“同光中兴“,即同她妥善处理朝政不无关系。

  同治年间,大西北回民变乱频发,狼烟四起。清廷才平息太平军和捻军的变乱,财政上捉襟见肘,左支右绌,无力再起干戈。在此情况下,以李鸿章为首的军政大臣主张力推海防而弃大西北塞防,海防论盛极一时。

  左宗棠及一二大臣极力为塞防论辩护。经左宗棠辨明利害关系后,西太后力排众议,决定纵使举借外债也要稳定大西北的政局。不然,大西北难以避免与中国脱钩而走的局面。即此一条,西太后治国理政的水平就不是明朝帝皇(除了明太祖、明成祖)所能望其项背的。

  12、上面提到,在清朝与八国联军在北京的交战中,董福祥及其率领的主要由回族子弟组成的队伍战绩不俗。西太后见事不可为,命董福祥部护驾退至西安后,急命李鸿章与联军议和。

  议和中,联军强硬要求清政府严惩率军攻打外国使馆的董福祥,指控其为”首凶“,要求清廷将其处死。

  西太后对董百般庇护,最终以革职永不叙用论处,可见西太后尚没老糊涂,还知道维护其属下干将。对比明朝几个自掘坟墓的皇帝,西太后一介女流明显胜之。

  13、中国历朝历代兴替之际,垂亡皇室不甘示弱,誓死抗拒,而隆兴一代则大动干戈,借杀人灭族以立威。两个朝代接替的年代,就是腥风血雨的残酷岁月。在这个层面,清朝不落窠臼。

  辛亥革命之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起事在先,袁世凯及其麾下北洋军人内部则施压在后。清廷并没有负隅顽抗,而是赞襄五族共和,决然放弃了国家政权,咸与维新。国家和民族都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政权交替,各民族之间也免去了一场残酷且持久的仇杀。

  当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崛起之日,清代朝野处在这一大时代中,依然抱残守缺,沉浸在封建文明之中而不能自拔。因此,清廷错过了赶上世界潮流的机会。中国与欧美的差距拉大了,追根究底,其源盖出于此。

责任编辑:昀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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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7 09:31:58
来源:钝角网 作者: 薛理泰
当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崛起之日,清代朝野处在这一大时代中,依然抱残守缺,沉浸在封建文明之中而不能自拔。因此,清廷错过了赶上世界潮流的机会。中国与欧美的差距拉大了,追根究底,其源盖出于此。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为了标明暴力推翻清朝的行动的正当性,在学校传授历史的课本中对前朝给予污名化,聚焦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语。国民党北伐以后以及共产党建国以后,均继承了这一历史教育的传统。迄今民众对清朝施政利弊的印象,无非源自彼等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所获悉的知识。

  若以是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语,评论中央政权施政之优劣,则革命党人亦即国民党人还真没有这个资格。须知:革命党人都是纸上谈兵,漫谈主义、理想、情怀等,连其领袖孙中山也仅是擅打嘴炮而已。

  况且,指责清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其实清廷仅割让边陲之地而已。对比之下,国民党人在1928年进行第二次北伐,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不旋踵,日本在1931年鲸吞了整个大东北,接着兵锋直指华北,锋镝之险频传。国民党人甭说举国迎战,连宣战这一形式上的应战行为尚且迟迟付诸阙如。

  有鉴于此,举凡评价一个时代主流之优劣,以及臧否一个历史人物,既不能立足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也不能凭印象一蹴而就。这还真的需要熟读史料,并且做一番认真的研究。

  应该指出,清朝没有一个皇帝是暴君或昏君。这在历朝历代兴亡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哪怕当年致力于推翻清朝、主张共和的风云人物,对此也没有异议。此乃史学界公论,殆无疑义。

  在中国历代封建皇朝中,仅就清朝的正面评价而言,且举荦荦大端如下:

  1、明朝的疆土大约是现在中国国土的三分之一。截至明朝末年,东北、西北及西南相当大的部分都不是中国的国土。纵使清朝后期,列强竞相远道而来,染指中国,清朝不逞口舌之快,而是诉诸腾挪闪避,软磨硬顶,致使中国本土疆域基本上未被欧洲殖民大国如英、法、俄等蚕食鲸吞。截止辛亥革命,清朝大体上尚能保留先前开拓的疆土,

  至于俄罗斯夺取的疆域,本来既不是明朝的国土,也不是据守东北境内一隅之地的满洲人所拥有,乃是后期满洲人势力大扩张时夺得而又失去的,可谓得而复失。这与明朝、宋朝等汉族皇朝辖治的领土无关。

  可以说,假如清朝未入关,还是明朝管辖中原大地,则西北、西南、东北至今还是处于异族外国统治之下,乃是大概率事态。岂有他哉?

  2、清朝打破了往昔世家大族垄断政坛的格局,强有力地维持着科举取士的清廉制度,严禁、严查、严惩科举舞弊案,从而阻绝了阶层固化这一尾大不掉的局面。各民族的精英方才得以施展才华。

  清朝固然遵循科举取士的规则,却远非拘泥不化。凡是真才实学之士,或精明干练之徒,都能获得不次擢拔。清朝入关前后,固不消提及,即如中叶之后,咸丰帝、肃顺尤其是西太后,都是识人、用人的佼佼者。

  同光中兴名臣中,除了曾国藩是丁忧回籍的侍郎以外,其余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刘坤一、杨載福、李续宜、刘长佑等,均无什么功名,最终却都成了朝廷重臣。这些人麾下的高级文官武将成千上百,原来大多是不第秀才或者贩夫走卒屠狗之辈,后来大多成为治国安民的人才。

  远的且不说,明朝官场氛围就不是这样廉明有为,倘能如此,崇祯帝就不会自缢于煤山了。

  试观太平天国起事,号召汉族揭竿起义,涟漪波及南九省,而对汉族知识阶层的号召力居然远不敌清廷。湘、淮两军精英皆由汉族文人组成,却紧随清廷镇压了太平军、捻军及西北回军,可见一斑。

  3、中国历朝历代,凡是士大夫阶层陷入清议或党争,远若西晋,近如明朝,莫非天下大乱的前兆。清廷马上得天下,向来厌弃清谈而弗由,而汉族懔于满汉之别,亦不屑于无谓的党争。

  总之,有清一代清谈误国的现象少见。这是历代皇朝中殊为难得的现象,可以说是异数。

  1894年中日战争前,主战、主和两派发生了廷争,作为帝、后之争的映射,则是个例外。光绪帝信任其师“常熟相国“翁同龢,翁策动文臣一味鼓吹打仗。西太后倒是指出,如果打败则后果比不打仗更严重,可是她既已退隐,自然不宜过多干政。

  至于庚子乱起,则是帝、后生死之争极化的结果,已经超出了清议涉及的范畴。上海一位官员从洋人获取一份机密情报,称列国将出兵公开施压,逼迫西太后归政于光绪帝。这在西太后及清廷大臣眼里,诚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不计后果,诉诸一战。

  4、外戚干政、宦官揽权往往是封建皇朝的弊端所系。而有清一代,恰恰没有存在外戚干政、宦官揽权这两大弊端,因而没有构成祸害。整个朝廷并没有在这两大弊端上耗费资源和精力,以致酿成动乱。

  5、相对说来,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清廷对蒙古王族采取通婚联姻;对藏族上层的安抚手段则是在京建筑喇嘛庙,尊重西藏宗教并给予上层喇嘛礼遇;对满洲旗人则终身给予经济补助,无须与汉族争夺资源;清廷对汉族的羁縻手段也是相对成功的,一是满族上层加速进行汉化的过程,二是擢拔汉族能臣武将,以汉治汉。

  清廷妥善处理国内民族矛盾的政策,并不限于汉族、蒙古族和藏族,而且同回族、朝鲜族也维持良好的关系。

  就拿人口众多、民族性强悍的回族来说,自始至终没有采取与中国脱钩而去的决绝行为。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宁夏回族首领马千龄派遣其子马福禄、马福祥率领回家军,追随老统帅董福祥部抵京,守卫北京正阳门。正阳门战斗激烈,据守时间最长,最迟才陷落。马福禄及许多子弟兵阵亡,马福祥则率领残部护送西太后西狩至安全地带。

  如此施政,大多数民族可以各得其所,缓和争斗。即使在列强环伺以求一逞的环境下,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终究也未与北京离心离德脱钩而走。

  反观民国时代则不然,蒙古脱钩而去,西藏形同独立,苏联势力大举进入新疆,地方执政者如盛世才甚至请求斯大林批准他成为联共党员,让斯大林批准让新疆在事实上成为苏联一部分。这些现象在清朝根本不可能出现。

  6、清军入关进入长江流域时,汉族并没有强烈反抗。直到清廷宣布剃发令后,江南民间反抗才趋于激烈,出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惨剧。实际上,在当年清军镇压的过程中,以李成栋等汉族将领统率的军队杀的人居多。

  7、在左宗棠率部平定西北回乱时,西北地区杀人不少,后世以讹传讹。其实平叛期间不为人知之事甚多。

  其一,同治年间,陕西、甘肃两省爆发回民变乱,史载汉民被杀1500万,回族被杀500万。另外,阿古柏来自外国,率军叛乱,占有西北大片区域(现新疆地带),清廷接到急报,经过塞防、海防之间孰轻孰重的大争议,由左宗棠力争,西太后圣衷独断,才决定冒险犯难,出兵平乱。

  其二,甘肃省河州回民首领马占鳌、马海晏、马千龄等人,在左宗棠率军抵达后,率部投诚,并自告奋勇打头阵,剿灭继续抵抗的回民武装。对降将说来,“若要顶子红,需要杀人多“,一路杀去,自然死尸枕藉了。

  8、清朝初期仍然推行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但仍然需要征收人头税,即丁银。康熙年间,政治局面比较稳定,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丁银给无地或者少地的穷苦农民造成了生计上的巨大压力,经常出现贫民交不起丁银逃跑成为流民的现象,流民的增多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这在明朝后期终于成为明廷的心腹之患,史称李自成、张献忠部为“流寇“,源出于此。

  康熙五十一年,清朝决定按照康熙五十年的丁银总数为标准,此后增加的人口不再另外征收丁银。这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末期和雍正时期发展成为“摊丁入亩”,财政负担改由拥有较多田亩的富家承受了。这一新政缓和了农村的尖锐矛盾。

  9、至于清朝雍正、乾隆两朝兴起文字狱,乃其弊政。然而,其残酷性远不如明太祖朱元璋。

  雍正朝湖南秀才曾静师徒鼓动川陕总督岳锺琪起兵造反,事发后雍正帝并未处死曾静,还让他在全国巡回演讲。这种处理谋逆案件的方式历朝罕见,即使在现代也是难以做到的。

  10、清朝废除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严刑酷法以及活人殉葬的残酷制度。几千年以来盛行不衰的劣政,如族诛(夷三族、九族甚至十族等)、五马分尸、凌迟处死及腰斩等严刑酷法,都被清廷取缔了。至于处理武装叛乱时,也不免发生残杀的事件,毕竟是偶发性的,并不是体制性的行为。

  远的姑且不谈,近若明太祖朱元璋就将夷三族、凌迟处死等刑法施行在众多的建国功臣身上。清廷一概取缔了这些严刑峻法。

  早期汉族的殉葬陋习姑且不谈,即使如明朝这一中国古代史上汉族统治中国的最晚的朝代,活人殉葬制度盛行。列位皇帝去世时,妃子、宫女、工匠殉葬的不计其数。清朝康熙十二年,颁布明令废除活人殉葬的陋习。这一陋习苛政从此在中国绝迹。

  11、以民国以来文人竞相诟病的西太后而论,从咸丰年代参与朝政至其主宰朝廷大计,历时逾半世纪。其洞悉世情人心,具有独特见识,尤能擢拔能臣,让彼辈辅助清廷燮理阴阳,非常人所及。史称“同光中兴“,即同她妥善处理朝政不无关系。

  同治年间,大西北回民变乱频发,狼烟四起。清廷才平息太平军和捻军的变乱,财政上捉襟见肘,左支右绌,无力再起干戈。在此情况下,以李鸿章为首的军政大臣主张力推海防而弃大西北塞防,海防论盛极一时。

  左宗棠及一二大臣极力为塞防论辩护。经左宗棠辨明利害关系后,西太后力排众议,决定纵使举借外债也要稳定大西北的政局。不然,大西北难以避免与中国脱钩而走的局面。即此一条,西太后治国理政的水平就不是明朝帝皇(除了明太祖、明成祖)所能望其项背的。

  12、上面提到,在清朝与八国联军在北京的交战中,董福祥及其率领的主要由回族子弟组成的队伍战绩不俗。西太后见事不可为,命董福祥部护驾退至西安后,急命李鸿章与联军议和。

  议和中,联军强硬要求清政府严惩率军攻打外国使馆的董福祥,指控其为”首凶“,要求清廷将其处死。

  西太后对董百般庇护,最终以革职永不叙用论处,可见西太后尚没老糊涂,还知道维护其属下干将。对比明朝几个自掘坟墓的皇帝,西太后一介女流明显胜之。

  13、中国历朝历代兴替之际,垂亡皇室不甘示弱,誓死抗拒,而隆兴一代则大动干戈,借杀人灭族以立威。两个朝代接替的年代,就是腥风血雨的残酷岁月。在这个层面,清朝不落窠臼。

  辛亥革命之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起事在先,袁世凯及其麾下北洋军人内部则施压在后。清廷并没有负隅顽抗,而是赞襄五族共和,决然放弃了国家政权,咸与维新。国家和民族都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政权交替,各民族之间也免去了一场残酷且持久的仇杀。

  当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崛起之日,清代朝野处在这一大时代中,依然抱残守缺,沉浸在封建文明之中而不能自拔。因此,清廷错过了赶上世界潮流的机会。中国与欧美的差距拉大了,追根究底,其源盖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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