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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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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世界杯买球攻略

张云:“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
2021-12-27 14:49:17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张云
关键词:世界历史 苏联 美国外交 点击: 次 我要评论
我们现处的时代定义应该是“后后冷战”而不是“新冷战”,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世界各国的国际政治意识全面觉醒和参与。中美关系可能会长期处于周期性动荡,但很难出现冷战时代的全面对抗的局面,因为广大第三方认知的自主性,对新冷战的出现起到了内在的抑制作用。

  1991年12月26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屋顶悄然落下,支撑冷战的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崩溃。2021年是冷战结束30年的重要年份。然而,国际舆论却乐此不疲地讨论所谓的“中美新冷战”和“美俄新冷战”。

  从西方视角来看,证明上述新冷战说的证据似乎随手可得。在欧洲,西方媒体近期一直高调报道明年春天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动武,尽管对此俄罗斯一直批评是西方在渲染紧张气氛。12月7日,美俄首脑举行了长达两个小时视频会晤,但会谈刚结束,美国就警告,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将会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

  在亚洲,拜登政府入主白宫后强化同盟网络,笔者将其战略部署概括为12345战略:一是指一个盟主美国,二是指南北两锚日本和澳大利亚,三是指美英澳三国同盟,四是指美印日澳四边机制,五是指美英加澳新五眼情报联盟。11月中旬,中美元首长达三个小时的视频会面,刚让“新冷战说”有些退潮,民主峰会、北京奥运外交抵制等负能量却接踵而至。

  在亚欧两大洲,中国和俄罗斯被描述为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而美国将美中和美俄关系定义为民主对专制的竞争。如果说1991年底意味着冷战的结束,1992年开始就是后冷战时代。按照上述逻辑,冷战结束30年后,2022年的我们将正式进入新冷战的时代轮回吗?

  定义时代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到30年前冷战结束初期的原点上,首先须要搞清楚美国认为新冷战时代到来的认知基础是什么。

微信截图_20211227145438.jpg

  笔者认为,美国上述定位的起点,实际上基于美国是冷战绝对胜利者的认知,但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新冷战说背后的根本原因来源于上述错误认知。我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后冷战时代”(post-post cold war),而不是“新冷战”,尽管有滑入新冷战的危险。

  美国是冷战的胜利者吗?

  突然,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学术界,谁都没有预测到苏联的崩溃。事实上,就在苏联崩溃之前,美国衰落论非常流行,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对美国衰落敲响的警钟,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崛起以及欧洲一体化也激起美国的危机意识。然而,突如其来的胜利感开始在西方充斥,美国衰落论也随着被“冷战胜利论”所取代。

  以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为代表的美国意见领袖,开始主张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模式、理念、机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只要世界都接受,就会带来永久的和平与繁荣,而支持这种使命的要素,就是继续和扩展以绝对霸权为基础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

  在“冷战胜利论”的主导下,美国对于冷战也进行了重新的诠释。苏联的解体被认为是美国在冷战中通过长期的军事威慑和全球争霸,从力量上和意志上摧毁了苏联,不仅让苏联在古巴危机中被迫屈服,而且让苏联在中东等第三世界的争霸中处于下风,并且最终让其崩溃。

  同样,所谓的自由世界同盟体系意识形态上的团结,被认为是战胜苏联这个“邪恶帝国”体系的精神层面的巨大胜利。因此,冷战后的时代推广民主,也就被作为冷战胜利的重大经验,被提上美国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日程中来。

  然而,美国是冷战绝对胜利者的结论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双方都认识到核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得以解决,而不是美国单方面的军事威慑的结果。越南战争等第三世界的美国军事干预,实际上导致了美国衰落的事实被无视了。尼逊总统宣布美元兑换黄金的金本位制度终结,直接原因就是越南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危局。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发动军备竞赛搞星球大战计划的同时,美国经济经历着财政和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双赤字”之苦,以至于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极为畅销。

  与此同时,冷战中美国定义的“自由世界”,并不是按照美国式的民主标准,而是以是否反苏反共为标尺的。美国在冷战中对很多独裁政权的支持,以及对中立国家进行武装颠覆活动,本质上与民主推广没有关系。

  换言之,美国在冷战末期的情况,并不是后来冷战胜利论者所宣传的那样美好,而是充满了内外危机。然而,苏联的突然崩溃被解读为美国的绝对胜利;而这种胜利论的延申,就是要推广美国模式到世界,继续冷战的胜利经验,因为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国家”(奥尔布赖特语)。

  从90年代的北约东扩,前南斯拉夫军事干预,到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美国的胜利论不断在被实践。结果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然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本质上对冷战胜利论构成根本性挑战,因而“新冷战时代论”也就应运而生。

  后冷战不是美国单极时代

  苏联解体后,1992年至2008年可以定义为“后冷战时代”,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美国单极独霸的时代。从表面上看,美国超群的实力所带来的霸权稳定论,似乎对于上述时代的定义很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布热津斯基曾经提及的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是在全球政治多元化与美国霸权稳定论相互碰撞中演进。

  第一,中国、印度等冷战中自我孤立的大国,重新全面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并在参与现有国际秩序中得到了长足发展;第二,日本、德国等战后成为所谓的“半主权国家”的经济大国,也开始认真思考如何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的问题;第三,广大中小国家试图通过地区主义,尽可能扩大战略自主空间,例如亚细安和欧盟的扩大等。

  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冷战胜利者的认知出发,加上超群的军事经济实力,全球政治的另一个张力似乎又是朝着美国治下和平的方向发展。

  “后后冷战时代”基本特征

  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契机,全球力量在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弥散(power diffusion)的迅速变化,笔者认为可以将2009年后的世界定义为“后后冷战时代”,主要特点是全球政治意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觉醒。

  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要求国际秩序更加反映它们的利益的全球政治意识的大觉醒;包括美国的同盟国在内的广大国家,希望通过多边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解决共同问题的意识进一步坚定;以跨国行为体国际合作为特征,所带来的超越原有主权国家框架的全球政治意识觉醒,例如此次疫情中,美国比尔·盖茨财团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第二大出资方,与中国积极合作,是在中美关系高度紧张中进行。

  后后冷战时代区别于冷战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已经被激活。这意味着广大中小国家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战略自主。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双方拥有大量核武器,造成“恐怖平衡”的战略稳定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广大的第三方,基本上没有参与国际政治的意识和机会。大多数国家必须要选边,无论主动还是被动。

  后后冷战时代,国际力量从西方的绝对垄断朝着非西方方向弥散,这种历史性的全球力量变动,意味着原来没有意识、机会和能力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广泛参与国际政治,而它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主要将会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主线。

  即使在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也通过建立亚细安,拉美试图建设无核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在后后冷战时代,这种空间应该说是更大而不是更小。例如在加入亚投行问题上,尽管美国不参加,但其欧洲盟友、亚细安国家选择加入。此次北京冬奥,美国的外交抵制也并没有得到盟国的广泛支持,法国、德国、意大利和韩国没有支持。

  我们现处的时代定义应该是“后后冷战”而不是“新冷战”,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世界各国的国际政治意识全面觉醒和参与。

  中美关系可能会长期处于周期性动荡,但很难出现冷战时代的全面对抗的局面,因为广大第三方认知的自主性,对新冷战的出现起到了内在的抑制作用。这应该是我们纪念冷战结束30年最须要总结的经验。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昀舒
张云:“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

张云:“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

2021-12-27 14:49:17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张云
我们现处的时代定义应该是“后后冷战”而不是“新冷战”,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世界各国的国际政治意识全面觉醒和参与。中美关系可能会长期处于周期性动荡,但很难出现冷战时代的全面对抗的局面,因为广大第三方认知的自主性,对新冷战的出现起到了内在的抑制作用。

  1991年12月26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屋顶悄然落下,支撑冷战的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崩溃。2021年是冷战结束30年的重要年份。然而,国际舆论却乐此不疲地讨论所谓的“中美新冷战”和“美俄新冷战”。

  从西方视角来看,证明上述新冷战说的证据似乎随手可得。在欧洲,西方媒体近期一直高调报道明年春天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动武,尽管对此俄罗斯一直批评是西方在渲染紧张气氛。12月7日,美俄首脑举行了长达两个小时视频会晤,但会谈刚结束,美国就警告,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将会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

  在亚洲,拜登政府入主白宫后强化同盟网络,笔者将其战略部署概括为12345战略:一是指一个盟主美国,二是指南北两锚日本和澳大利亚,三是指美英澳三国同盟,四是指美印日澳四边机制,五是指美英加澳新五眼情报联盟。11月中旬,中美元首长达三个小时的视频会面,刚让“新冷战说”有些退潮,民主峰会、北京奥运外交抵制等负能量却接踵而至。

  在亚欧两大洲,中国和俄罗斯被描述为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而美国将美中和美俄关系定义为民主对专制的竞争。如果说1991年底意味着冷战的结束,1992年开始就是后冷战时代。按照上述逻辑,冷战结束30年后,2022年的我们将正式进入新冷战的时代轮回吗?

  定义时代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到30年前冷战结束初期的原点上,首先须要搞清楚美国认为新冷战时代到来的认知基础是什么。

微信截图_20211227145438.jpg

  笔者认为,美国上述定位的起点,实际上基于美国是冷战绝对胜利者的认知,但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新冷战说背后的根本原因来源于上述错误认知。我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后冷战时代”(post-post cold war),而不是“新冷战”,尽管有滑入新冷战的危险。

  美国是冷战的胜利者吗?

  突然,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学术界,谁都没有预测到苏联的崩溃。事实上,就在苏联崩溃之前,美国衰落论非常流行,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对美国衰落敲响的警钟,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崛起以及欧洲一体化也激起美国的危机意识。然而,突如其来的胜利感开始在西方充斥,美国衰落论也随着被“冷战胜利论”所取代。

  以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为代表的美国意见领袖,开始主张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模式、理念、机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只要世界都接受,就会带来永久的和平与繁荣,而支持这种使命的要素,就是继续和扩展以绝对霸权为基础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

  在“冷战胜利论”的主导下,美国对于冷战也进行了重新的诠释。苏联的解体被认为是美国在冷战中通过长期的军事威慑和全球争霸,从力量上和意志上摧毁了苏联,不仅让苏联在古巴危机中被迫屈服,而且让苏联在中东等第三世界的争霸中处于下风,并且最终让其崩溃。

  同样,所谓的自由世界同盟体系意识形态上的团结,被认为是战胜苏联这个“邪恶帝国”体系的精神层面的巨大胜利。因此,冷战后的时代推广民主,也就被作为冷战胜利的重大经验,被提上美国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日程中来。

  然而,美国是冷战绝对胜利者的结论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双方都认识到核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得以解决,而不是美国单方面的军事威慑的结果。越南战争等第三世界的美国军事干预,实际上导致了美国衰落的事实被无视了。尼逊总统宣布美元兑换黄金的金本位制度终结,直接原因就是越南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危局。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发动军备竞赛搞星球大战计划的同时,美国经济经历着财政和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双赤字”之苦,以至于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极为畅销。

  与此同时,冷战中美国定义的“自由世界”,并不是按照美国式的民主标准,而是以是否反苏反共为标尺的。美国在冷战中对很多独裁政权的支持,以及对中立国家进行武装颠覆活动,本质上与民主推广没有关系。

  换言之,美国在冷战末期的情况,并不是后来冷战胜利论者所宣传的那样美好,而是充满了内外危机。然而,苏联的突然崩溃被解读为美国的绝对胜利;而这种胜利论的延申,就是要推广美国模式到世界,继续冷战的胜利经验,因为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国家”(奥尔布赖特语)。

  从90年代的北约东扩,前南斯拉夫军事干预,到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美国的胜利论不断在被实践。结果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然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本质上对冷战胜利论构成根本性挑战,因而“新冷战时代论”也就应运而生。

  后冷战不是美国单极时代

  苏联解体后,1992年至2008年可以定义为“后冷战时代”,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美国单极独霸的时代。从表面上看,美国超群的实力所带来的霸权稳定论,似乎对于上述时代的定义很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布热津斯基曾经提及的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是在全球政治多元化与美国霸权稳定论相互碰撞中演进。

  第一,中国、印度等冷战中自我孤立的大国,重新全面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并在参与现有国际秩序中得到了长足发展;第二,日本、德国等战后成为所谓的“半主权国家”的经济大国,也开始认真思考如何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的问题;第三,广大中小国家试图通过地区主义,尽可能扩大战略自主空间,例如亚细安和欧盟的扩大等。

  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冷战胜利者的认知出发,加上超群的军事经济实力,全球政治的另一个张力似乎又是朝着美国治下和平的方向发展。

  “后后冷战时代”基本特征

  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契机,全球力量在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弥散(power diffusion)的迅速变化,笔者认为可以将2009年后的世界定义为“后后冷战时代”,主要特点是全球政治意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觉醒。

  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要求国际秩序更加反映它们的利益的全球政治意识的大觉醒;包括美国的同盟国在内的广大国家,希望通过多边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解决共同问题的意识进一步坚定;以跨国行为体国际合作为特征,所带来的超越原有主权国家框架的全球政治意识觉醒,例如此次疫情中,美国比尔·盖茨财团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第二大出资方,与中国积极合作,是在中美关系高度紧张中进行。

  后后冷战时代区别于冷战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已经被激活。这意味着广大中小国家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战略自主。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双方拥有大量核武器,造成“恐怖平衡”的战略稳定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广大的第三方,基本上没有参与国际政治的意识和机会。大多数国家必须要选边,无论主动还是被动。

  后后冷战时代,国际力量从西方的绝对垄断朝着非西方方向弥散,这种历史性的全球力量变动,意味着原来没有意识、机会和能力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广泛参与国际政治,而它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主要将会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主线。

  即使在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也通过建立亚细安,拉美试图建设无核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在后后冷战时代,这种空间应该说是更大而不是更小。例如在加入亚投行问题上,尽管美国不参加,但其欧洲盟友、亚细安国家选择加入。此次北京冬奥,美国的外交抵制也并没有得到盟国的广泛支持,法国、德国、意大利和韩国没有支持。

  我们现处的时代定义应该是“后后冷战”而不是“新冷战”,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世界各国的国际政治意识全面觉醒和参与。

  中美关系可能会长期处于周期性动荡,但很难出现冷战时代的全面对抗的局面,因为广大第三方认知的自主性,对新冷战的出现起到了内在的抑制作用。这应该是我们纪念冷战结束30年最须要总结的经验。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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