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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俄苏文化的对华影响与中国人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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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俄苏文化的对华影响与中国人的“误读”-世界杯买球攻略

冯玉军:俄苏文化的对华影响与中国人的“误读”
2021-06-07 11:02:35
来源:《世界知识》 作者: 冯玉军
关键词:文明 点击: 次 我要评论
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就存在四种“误读”。一是以偏概全,将写实主义当作俄苏文学的全部;二是在文化接受中以普遍性遮蔽了民族特殊性;三是拒绝接受现代主义流派;四是低估了文学中的宗教文化。

   近现代俄苏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如滚滚洪流,冲刷并渗透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角落,深刻而又不为察觉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学创作、审美情趣、日常生活、语言表达甚至思维方式。可以说,俄罗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思维方式产生过深入骨髓的影响。然而,中国人对俄罗斯思想和文化却存在许多“误读”。

  著名中俄关系史专家黄定天先生认为,“中俄两国文化关系的发展历程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特别是在苏联时期,“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趋同性,中国人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渴望和挚爱,俄苏文化在中国风靡一时,甚至影响了两三代人,至今余音不散。”

  这种不对称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为不对等性。正如华东师范大学田全金教授所说,“中俄文学交往,并非对等地把自己的文艺作品施与对方,更非对称地接受对方的精神影响。”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化土地上,到处闪现着北国巨人的身影……后果就是:中国文学成了俄罗斯文学的学生……中国接受了苏俄文学的战争话语和战争思维,并把它贯彻到文学创作之中,写出了不计其数的‘战斗篇章’。”

  中俄文化交流研究专家陈建华教授有言,“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及其产生的影响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这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在1950年代,它甚至达到了“完全抛弃作为主体的自我,全身心地拥抱和接纳一种异域文化,并极力把自己归化到这种文化范围内”的地步。”

  中国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大家白春仁先生分析认为,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广泛吸纳外国文化,把俄罗斯文学引为“知己”,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原因是“中俄文化的相似性”,这主要指的是“两国推翻帝制、变革社会的相似政局。延伸到文化上,俄国文学中写实主义一支被引为同调,同用文学改造人生的追求遥相呼应,由此就造成中俄文学或文化相似的整体印象。这种认同与亲近感,逐渐上升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观察俄国的特殊视角。在接受者眼里,复杂多元的俄国文化不知不觉间被简化了。文化现象变得亲者愈亲,疏者愈疏。”

  在此种因素作用下,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就存在四种“误读”。一是以偏概全,将写实主义当作俄苏文学的全部;二是在文化接受中以普遍性遮蔽了民族特殊性;三是拒绝接受现代主义流派;四是低估了文学中的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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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领域,中国人更熟悉的是俄苏“红色经典”,是苏联时代的主流思潮和主流思想家,但对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探索社会发展道路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不同于西方的创造性文化成果基本上不甚了了,对“白银时代”开始就出现的诸如别尔嘉耶夫、索罗维约夫、布尔加科夫、舍斯托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艾亨鲍姆、巴赫金、洛特曼等卓有成就的思想家知之甚少。而实际上,“白银时代”俄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是进行综合性的文化创新,占上风的是宽容态度和相对主义。

  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教授曾著有《误读俄罗斯》一书,深入分析了中国现代性问题中的俄罗斯因素。白春仁先生在给此书所写序言中指出,“整个20世纪里,我们对俄罗斯的认识”,“在理想化与妖魔化之间摇摆。中苏关系的风云变幻,证明理想化和妖魔化之间只不过一步之遥”。他强调,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用浓重主观色彩勾勒出的俄国文学形象,是个理想化、掺杂着接受者愿望的形象。这个理想化的形象,树起容易改变难。但还它本来的面目,是后来者的责任。”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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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7 11:02:35
来源:《世界知识》 作者: 冯玉军
关键词:文明 我要评论
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就存在四种“误读”。一是以偏概全,将写实主义当作俄苏文学的全部;二是在文化接受中以普遍性遮蔽了民族特殊性;三是拒绝接受现代主义流派;四是低估了文学中的宗教文化。

   近现代俄苏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如滚滚洪流,冲刷并渗透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角落,深刻而又不为察觉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学创作、审美情趣、日常生活、语言表达甚至思维方式。可以说,俄罗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思维方式产生过深入骨髓的影响。然而,中国人对俄罗斯思想和文化却存在许多“误读”。

  著名中俄关系史专家黄定天先生认为,“中俄两国文化关系的发展历程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特别是在苏联时期,“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趋同性,中国人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渴望和挚爱,俄苏文化在中国风靡一时,甚至影响了两三代人,至今余音不散。”

  这种不对称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为不对等性。正如华东师范大学田全金教授所说,“中俄文学交往,并非对等地把自己的文艺作品施与对方,更非对称地接受对方的精神影响。”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化土地上,到处闪现着北国巨人的身影……后果就是:中国文学成了俄罗斯文学的学生……中国接受了苏俄文学的战争话语和战争思维,并把它贯彻到文学创作之中,写出了不计其数的‘战斗篇章’。”

  中俄文化交流研究专家陈建华教授有言,“俄苏‘红色经典’在中国的接受及其产生的影响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这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在1950年代,它甚至达到了“完全抛弃作为主体的自我,全身心地拥抱和接纳一种异域文化,并极力把自己归化到这种文化范围内”的地步。”

  中国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大家白春仁先生分析认为,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广泛吸纳外国文化,把俄罗斯文学引为“知己”,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原因是“中俄文化的相似性”,这主要指的是“两国推翻帝制、变革社会的相似政局。延伸到文化上,俄国文学中写实主义一支被引为同调,同用文学改造人生的追求遥相呼应,由此就造成中俄文学或文化相似的整体印象。这种认同与亲近感,逐渐上升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观察俄国的特殊视角。在接受者眼里,复杂多元的俄国文化不知不觉间被简化了。文化现象变得亲者愈亲,疏者愈疏。”

  在此种因素作用下,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就存在四种“误读”。一是以偏概全,将写实主义当作俄苏文学的全部;二是在文化接受中以普遍性遮蔽了民族特殊性;三是拒绝接受现代主义流派;四是低估了文学中的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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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领域,中国人更熟悉的是俄苏“红色经典”,是苏联时代的主流思潮和主流思想家,但对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探索社会发展道路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不同于西方的创造性文化成果基本上不甚了了,对“白银时代”开始就出现的诸如别尔嘉耶夫、索罗维约夫、布尔加科夫、舍斯托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艾亨鲍姆、巴赫金、洛特曼等卓有成就的思想家知之甚少。而实际上,“白银时代”俄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是进行综合性的文化创新,占上风的是宽容态度和相对主义。

  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教授曾著有《误读俄罗斯》一书,深入分析了中国现代性问题中的俄罗斯因素。白春仁先生在给此书所写序言中指出,“整个20世纪里,我们对俄罗斯的认识”,“在理想化与妖魔化之间摇摆。中苏关系的风云变幻,证明理想化和妖魔化之间只不过一步之遥”。他强调,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用浓重主观色彩勾勒出的俄国文学形象,是个理想化、掺杂着接受者愿望的形象。这个理想化的形象,树起容易改变难。但还它本来的面目,是后来者的责任。”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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